“那您怎么回复的呢？”

“我说，按我们中国的规矩，都是行商拜坐商。要是让同仁堂到你们司令部来谈，就是谈成了，中国商人也会说，你们这是不平等条约，不是有损大日本皇军的名誉吗？”

“怪不得送帖子的是骑电驴子的日本兵呢！”乐达义说，“那您说这事怎么办？”

“这您还没有主意吗？”刘一峰说，“要照我说，您的利益您得保住了。同仁堂是中国药业的一面大旗，不能倒，可是对日本军队也不能硬顶，得智取。”

“说的是！”乐达义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看来，你这理事长还真的是为中国人办事。”

这时，有生人进来了，刘一峰立刻摆出了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打着官腔说：“您过奖了，我不过是当好这份差，别出岔子而已。”

刘一峰走后，乐达义越想越气。什么合作，纯粹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他又想到了日本兵占领北平后的这些年，老百姓生活的悲惨和市面上的一片乱象。

１９３９年３月４日，日伪当局下令禁止银元流通，强迫老百姓换伪“联合准备银行”的“联合票”。当时是用一百块银元换一百零四元的“联合票”。打那以后，伪“联合票”就像坐滑梯的小孩一样，不断往下滑，也就是不断地贬值。因为“联合票”的画面是孔子拱手面对天坛的图像，后来，北平的大街小巷就有一首民谣流传——“孔子拜天坛，十块变一元”，非常生动地说明了伪币贬值的情况，也反映了北平市民对日伪当局的强烈不满。通货膨胀必然引起物价上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北平的粮价突然暴涨。这天，乐达义到同仁堂，看到大查柜、先生和大头们的饭竟然是窝头，不禁大怒，当时就质问管事的：“怎么给他们吃这个？”

管事的苦着脸说：“东家，您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您问问去，现在的玉米面都什么价了。”

“什么价？一斤玉米面不就一毛多吗？它就是翻上三倍五倍也不过五毛多。”

“好嘛，一毛多，那是前年的价了，现在的玉米面一斤都卖到一元零五了，您算算是多少倍了？”

乐达义一听也愣了。他精明一世，很少有这么发愣的时候，过了好一会儿才喃喃说道：“两年蹿了十一倍，这玉米面的价钱成了过年放的二踢脚了。”

那几位大查柜和先生、大头也为管事的求情：“这年头，有玉米面吃就不错了，好些老百姓连这都吃不上呢！”

日伪为了腐蚀中国人民，也为了筹集侵略战争的资金，甚至不惜贩卖毒品。在日军的庇护下，毒贩们公然成立了“华北土药业公会北京分会”，大模大样地做起了毒品交易。就在大栅栏，离同仁堂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大烟店。到后来，甚至连贩卖海洛因的“白面馆”也半公开地“营业”了。 日伪当局官员还经常对商家敲诈勒索，同仁堂和它斜对面的瑞蚨祥，就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对象。

日本帝国主义还大量向中国倾销药品，有什么“洋当归”、“洋川芎”等，最有代表性的就数“仁丹”了。那时的北平和中国的许多城乡一样，到处可以见到仁丹的广告画，那个霸气十足、戴着拿破仑帽、留着两撇胡子的日本军人形象，几乎是无处不在。当时，许多中国药商为了拯救中国市场，纷纷研制新药和日本的仁丹对抗，诸如“诸葛行军散”、“龙虎人丹”、“六神丸”、“七厘散”等，都是当时颇有成效的产品。为了抢夺中国市场，日伪当局不惜用各种手段对敢于和仁丹抗衡的中国药商进行打压。民国初年，北京的长春堂因为开发“避瘟散”，使日本仁丹失去了一大块市场，日伪当局就对长春堂药铺经理狠敲竹杠，以致老百姓传说，日本鬼子逼着长春堂把前门楼子买下来。如果这些手段还不灵验，他们就会公然抓人。１９４２年，日本宪兵队以“私通八路”的罪名将东升玉百货店的掌柜王鹤庭逮捕，虽然查无实据，也被关押了半年之久，吃了不少苦头。当时的北平有个“北平百货售品所”，就在离同仁堂不远的前门。它的原名是“国货售品所”，因为提倡和展销国货而扬名，国药也是售品所经营的项目之一。日伪当局为了打击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竟于１９４３年派宪兵将这个售品所的八名职工，以“散布流言”的罪名抓走，并施以酷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