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乐松生还兼任着达仁堂副总经理、天津商业联合公司总务部长、天津建华公司副经理等职。一天，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李烛尘先生登门造访。不等李烛尘开口，乐松生就说：“您这次光临寒舍，准是为了购买公债的事。”

李烛尘钦佩地说：“果真被你说中了。可你是怎么知道的？”

“不瞒您说，我也在为这事发愁呢。”乐松生诚恳地说，“买公债，我们国药业本该一马当先。可是同业的朋友们都吃过国民党政府的苦头，至今一提起买公债，仍然心有余悸。”

李烛尘说：“这可以理解。问题是人民政府要恢复经济，要解放全中国，要解决民生问题，没有钱怎么行？其实，大多数民族工商业者都是爱国的，买公债一事，主要是缺少有号召力的人物带头，只要有带头的人，他们会踊跃购买的。”

乐松生一听，高兴地说：“您的想法和我一样。如果您认为可以的话，我们倒是愿意带一个头。”

李烛尘一听，连声说：“好，那太好了！”

乐松生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对新中国的热爱，毅然决定带头购买公债。乐松生和乐肇基商量后决定，买十万元（当时是十亿元旧人民币）公债，也就是把这笔公债的大部分买下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号召力，才能动员国药业踊跃购买公债。可是这样做的困难很大，因为在解放前夕混乱的经济中，同仁堂和达仁堂不得不把大量的纸币换成贵重药材，以应付货币贬值的风潮。现在要买公债，哪来的资金？乐松生和乐肇基让财务人员想了许多办法，都筹不到那么多的现金。兄弟俩商量之后毅然决定，把自己的私人存款拿出来买公债，这样一共可以凑上五万元。乐松生到底有多少存款，人们并不知道，但是有这样一件事，可以估计出来他存款的多少。１９４８年，他送儿子去美国留学，向一位朋友借了一笔钱。到了50年代中期，虽然还债的时间还未到，这位朋友却登门讨债来了。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乐松生竟无钱可还，只好把自己的皮大衣卖掉。后来是彭真市长得知此事，认为副市长卖皮大衣，影响不好，让市里给了乐松生一些补贴，那件皮大衣才留了下来。由此可见，那时乐松生的私人存款并不如人们想象得那样多。

乐氏兄弟“倾囊而出”，总算凑出了五万元，那其余五万元到哪里去找？财务部门的人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办法了。不料乐松生和乐肇基却把财务部门的负责人找来，面带喜悦地说：“我们想出来一个好法子。”

财务部门的负责人一听，半信半疑地说：“有什么好法子？能点石成金还是能印票子？”

没想到乐松生竟说：“我们商量好了，咱们没有现钱，那就借钱买公债。”

“借钱买公债？”管财务的头儿眼睛都直了，他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借钱买公债的事。

乐松生告诉他，把达仁堂的名贵药材抵押给银行，贷款五万元，用来买公债。

那位头儿吞吞吐吐地说：“您可想仔细了，虽说公债有五厘的利息，可是贷款也得付利息。公债还本付息的时间长，货款可是一贷出来就得计算利息，还本时间又短。这么一出一进，您别说赚钱，不赔钱就是好事。再说，这公债要是万一出个意外……”

乐松生却挥挥手说：“要为赚钱，咱们就不买公债了。这是为响应政府号召，支援国家建设。你去办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