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６年８月，北京市药材公司组织起二十三人的下乡服务队，还专门编印了中成药下乡宣传手册，协助批发、供销部门扩大代销点，补充增添品种，传授药品知识。农村的医药销售网点迅速扩大。那时的报纸上披露过这样一件事。延庆县五里坡一带有七个自然村，方圆五十里，过去是革命老区，可是这里连个卖药的也没有，农民要看病就要翻山越岭。开展中成药下乡工作后，这个地区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成药销售网点，受到了农民的欢迎。有了这样的销售体制，同仁堂的药也能够为山区的农民服务了。

１９５７年春季，北京、上海、贵州、洛阳、张家口等地爆发了严重的流行性感冒，其规模之大、来势之猛，震惊世界。有资料称，当时北京有二百万人患了感冒（包括部分风寒感冒患者），占当时北京人口的４０％到５０％，甚至出现了学校停课、工厂停产的情况。这次流行性感冒与１９１８年和１９６８年的两次流行性感冒，并称为世界三大流行感冒，又有人称为“亚洲流感”。这种流感蔓延极快。据当年的小患者回忆，吃完中午饭，几个小同学还活蹦乱跳地玩“打游击”，到午后要上课了，就觉得嗓子剧痛，接着就是发烧。第二天，一个班的学生就病倒了三分之一，后来竟有一半以上的学生上不了课，根本说不清楚是谁传染了谁，学校只好放假。小学如此，大学也同样。清华大学当时的八千七百名师生职工中，竟有四千二百人感染上流感。更为严重的是，这次流感殃及全国多处地方，仅上海市，发病率就高达５４％。最后，这“妖孽”竟穿越国界，扑向了多个国家。至今，人们对这次“亚洲大流感”记忆犹新。它其实就是“甲２（Ｈ２Ｎ２）亚型流感”。然而在当时，治疗和预防它的办法不多，抗病防病的主力就是中医中药，大多数病人都是靠中药治愈的，经历过那场大流感的人，决不会怀疑中药的功效。而同仁堂的药，特别是银翘解毒片等，非常受欢迎，商店里常常卖到脱销。同仁堂就动员全体职工全力以赴地组织生产，以满足对抗疾病的需要。

在这种非常时刻，药材公司遍及城乡的销售网点起了作用。同仁堂的药凭借着它，被送往全国各地城乡患者的手中，为对抗这场流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同仁堂药店也设立了抗感冒药专柜，并且主动为学校、厂矿、幼儿园等单位送药上门。有的单位负责人对前来送药的职工说：“你们才是真正的药王爷呢。神话里的药王就知道在庙里等人供奉香火，你们可是急人所急，送药上门啊！”

值得关注的是，这次大流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虽然爆发迅猛，波及面广，可是死亡率并不高。其原因，除了这次感冒的特点外，中药的功效确实，也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

经过这次大流感，也证明了乐松生、郑启栋在彭真市长的鼓励和支持下，对中药进行改革是多么必要。如果没有这一改革，在这次对抗流感的大战中，就会缺少银翘解毒片等药效好，便于生产、便于运输、便于服用的“主力军”。对抗感冒的药物，无论是品种还是数量，都会大打折扣，这场大战的结果也肯定会受到很大影响。经过这次大流感，同仁堂推陈出新的银翘解毒片、牛黄解毒片等，成了老少皆知的名药，其中牛黄解毒片已经成了同仁堂产销量最大的品种，年产值达五千万元。通过这次对抗流感，同仁堂名声大振，祖国医药名声大振。

此后，同仁堂的药又在６０年代初的抗击肝炎大规模传染中，起到了很大作用，为人民的健康作出了新的贡献。

就在同仁堂的声誉日盛，为社会、为广大群众作的贡献越来越大时，一场持续十年的浩劫突然降临到这家经历了近三百年风雨的老店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