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好像对武汉情有独钟，有人统计，1949年初进北京主政后，到1976年9月去世的20多年间，中国三分之一的省会、自治区首府毛泽东没有去过，另外成都、南宁等城市仅仅去过一两次，只有上海、杭州、武汉等去过多次，他还借用唐人崔颢诗中用语称武汉为“白云黄鹤的地方”（1）。1967年夏天，为调解武汉军队和各路造反派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亲赴武汉，成为“文化大革命”史中著名的“事件”。为处理造反派的问题“御驾亲征”、远到他处，这在毛泽东生平中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这是题外话。

当然《水调歌头·游泳》这首词中还说到长江三峡大坝和水库“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但这在那时仅仅是一个理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和中共高层曾动了在三峡修水坝、建水库的念头。经过几年争论，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李锐（时任水电总局局长）等反对上马长江工程的意见认为，长江规划牵连的问题过多过大，非短期内能完成，从经济技术两方面考虑，我国短期内难以修建三峡工程，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接受了李锐等人的意见。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这个工程没有动工，长江三峡的水还按自然形态流淌着。（2）

在毛泽东时代，长江上修桥，要“天堑变通途”，是重大的政治任务，是全中国人民战胜困难、与天奋斗的一种象征，武汉长江大桥是这样，后来的南京长江大桥更是这样。

1958年，中央正式决定修建南京长江大桥，铁道部武汉大桥工程局更名为大桥工程局，彭敏任局长、梅旸春为总工程师。1960年1月南京长江大桥开工，这是中国的第三座长江大桥，那时，中国和苏联的兄弟关系已在破裂的边缘，苏联老大哥是指望不上了，只能中国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也正符合伟大领袖毛泽东此时的思想。南京在长江下游，虽然水流不急，但江面比中游的武汉要宽得多，修桥难度大得多。那些年中国的社会生活也越来越不正常，先是三年人祸加天灾的困难时期，接着阶级斗争成了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修建南京长江大桥不能不受到各种影响，直到“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的1968年9月铁路桥通车、12月公路桥通车，修了整整九年，说给今天的年轻人听都没人相信。

南京长江大桥铁路桥长6772米，公路桥长4588米，曾以“世界上最长的公路铁路两用桥”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在大桥修好十多年后的1985年还被“追授”“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而总工程师梅旸春早在1962年就在大桥一线工地逝世了，没有看到大桥的建成。1900年出生的梅旸春十七岁考入清华学堂，后在美国获硕士学位并在费城桥梁公司工作，1928年回国后参与多座桥梁设计，在修建南京长江大桥时，突发脑血栓，经抢救好转后，又到大桥工地，因激动而疾病复发，抢救不及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