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魁 />

我是1958年5月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去接替我们的科长周西林。我为主席开了6年车，从1958年到1964年3月，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

1964年春天，毛主席又开始了外出视察，而且一走就是半年多。

我把主席送走后，就生了病。连着几天，感觉难受、恶心。那时，我们正按着主席临走前的嘱咐，参加大学解放军运动。我硬撑着坚持了几天，参加了局里学习解放军的会议，后又对科里学习问题做了些安排，在岳青、孙鸿启同志的帮助下搞了一个学习计划。后来，实在受不了了，才被同志们送到北大医院检查，结果发现肝炎病已经很重了。当时，对肝炎病的治疗还没有特效药，这简直等于宣判了我的死刑。

医院没有床位，但又不能让病人等死。最后，通过兼任北大医院副院长的中南海门诊部主任的联系，硬是加了一个床位，把我安顿了下来。而且，一住就是三四个月，病情却一直不见好转。

9月初，主席从南方回来了。当他老人家得知我的病情后，立刻派护士长吴旭君和保健医生来医院看我，并向我转达了主席的安慰和鼓励。嘱咐我好好休息，不要紧张，要听大夫的话，配合治疗。又将主席让他们带来的300元钱交给我，让我增加些营养。在当时，我上有老，下有小，月工资不太高，300元可是个不小的数目。手拿着300元钱，耳听着主席的安慰，似乎看见了主席面带慈祥的微笑正向我走来，一股热流涌上心头，眼眶发酸，泪水便扑簌簌地流下来。此时的我，纵有千言万语，也表达不清对主席的崇敬与感激。

9月初，我从北大医院出来，因为怕给家人传染，一直没有回家，住在单位。不久病情反复恶化，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又转到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那时，我已经到了不能吃、不能睡，只靠吊瓶维持生命的地步，医院只好将我转到急救室进行特护。当时，那个医院急救室和太平间只有一墙之隔。每次医院里死了人，都要从急救室门口经过，停放到太平间。死者亲属的哭泣声，吊唁的喧哗和杂乱的脚步声使我的心情更加沉重，总在琢磨自己是否也离死不远了，情绪非常低落。主席知道这事情后，又多次派身边工作人员来医院看望我，安慰我，并亲笔写下了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我在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住了一年多，做过3次肝穿刺，效果都不好。主席得知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把朱德魁接出来吧，要让他和他的家人生活在一起，否则，他太紧张，不利于治疗。”

把我接出来后，主席又建议让我去杭州、山东、上海等地疗养。并指示，如果我拿不出钱的话，组织上也不方便，他老人家愿意提供他的稿费，给我疗养。对主席的关怀，我的心情很久不能平静下来。

但由于我心情复杂，自以为死期将至，怕客死他乡，身边连个亲人都没有，很不愿意到外地去，就一直待在北京。

后来，大家又建议我去看中医，主席也同意不妨改用中医治疗。于是我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去了中医研究院。谁知，半年后病情竟然开始好转，到1967年底，我的病——在当时还被列为不治之症的肝炎，竟奇迹般地好了。当初，如果没有毛主席无微不至的关怀，没有毛主席的支持和鼓励，没有党组织的照顾，没有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我也许早就命归黄泉了。我今天还活着，而且健康，应该说，是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