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毓生在其《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不仅通过对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三位五四当事人不同路数的激进言论及其根源的分析，得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乃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结论，而且将六、七十年代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溯源于五四运动。林毓生认为，五四反传统主义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来说，在近代与现代世界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以后数十年中，文化反传统主义的各种表现，都是以五四时期的反传统主义为出发点的。”联想到五四时期激进的文化革命口号，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出现决非偶然。“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嫉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而且这两次革命的产生，都是基于一种相同的预设，即：如果要进行意义深远的政治和社会改革，基本前提是要先使人的价值和人的精神整体地改变。如果实现这样的革命，就必须进一步彻底摒弃中国过去的传统主流。”在林氏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根源不能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得到解释。“毛泽东晚年竭力坚持的文化革命的思想和激烈的反传统与五四运动的激进遗风有密切联系。”鉴于这样一种认识，林氏坚信“根据五四时期知识界的激进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来研究毛泽东思想，是会有相当的成果的。”[16]

林毓生的观点决不是孤立的，海内外不乏唱同调者。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专家余英时指出：“到‘五四’运动，我们看见，碰到的问题已不是移用西学、西政就可能解决的，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旧的文化，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意义。……‘五四’的领袖则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直截了当地要向西方寻找一切真理。”通过对从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的变法维新，一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考察，余英时得出结论说：“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process of radicalization）。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十几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17] 林毓生的观点在国内也不乏同调，北京大学的陈来就是一个代表。陈来认为，“文化大革命”难以作为一次真正的文化运动，但从1966年的“横扫四旧”到1973年的“批林批孔”，这一场持续多年的革命运动，无论从其口号还是结果上来看，不可否认地包含有“文化批判”的意义在其中。“‘文化革命’所预设、所主张的文化观念与价值，除了来自对马克思原典的片面了解之外，明显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价值有继承性。”“文革”的出现虽非五四的直接产物，但“文革的口号与大众（包括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有着某种共同的基础，这不仅仅是指反官僚体制的情绪，也包含了当时大众心中所盲目接受的‘五四’遗产。……‘文革’最流行的‘不破不立’、‘破旧立新’等口号以及它所支配的暴烈行为中体现的思想方式，把‘新’与‘旧’断然割裂，正是‘五四’时代批评家们的有特色的论点。”[18]陈来的看法显然是对林毓生观点所作的正面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