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十年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中，不少人将它比拟为中国 “文艺复兴”和中国的“启蒙运动。”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欧洲14至16世纪以复兴古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和人文精神的形式出现的、反封建反神学的一场人文主义运动。启蒙运动则是欧洲17、18世纪以批判旧秩序为特征的理性主义运动。恩格斯在论述法国启蒙运动时曾指出：“在法国为行将来到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从今以后，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23]这是马克思主义对法国启蒙运动革命性的经典认识。

近代以来，中西交流日渐加深，以西方为准绳谋求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成为五四知识分子的共识，西方几百年的文化演变在中国被高度浓缩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因此之故，拿五四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相比拟几成时尚。罗志田曾根据晚清至民国初年的若干史料，著专文讨论中国文艺复兴之梦。[24]1915年10月，著名记者黄远庸在致章士钊的一封信中呼唤文学革命的来临：“愚见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国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艺复兴为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当能语其消息盈虚之理也。”[25]黄远庸的文艺复兴说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当然不可能直接论及新文化运动，但就精神实质而言，他已将新文学运动与文艺复兴运动等量齐观，与胡适五四时期的看法前后呼应。

还在留美期间，胡适即把酝酿中的文学革命比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革新运动，此后，他在多次演讲中用文艺复兴来概括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揭示这一运动的历史意义。1919年元旦出版的《新潮》杂志，在胡适的影响下取了一个“The Renaissance”的英文名字，意即“文艺复兴”。《新潮》主编罗家伦后来在《话五四当年》一文中说得很清楚：“《新潮》的英文名称是‘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乃是表示我们的新文化运动很像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26]胡适是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作“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始作俑者。由于胡适的不断鼓吹，加之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他的“五四文艺复兴”说颇为一些人接受，终于衍成思想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有代表性的理解，他本身也被后人称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1933年7月，胡适应邀在芝加哥大学比较宗教学系“哈斯克讲座”作题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走向”的系列讲演，随后芝加哥大学将胡适的演讲结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出版，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7]美国学者格里德研究胡适的专著取名为《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即是受了这个影响。在五四新潮人物中，蔡元培也曾将新文化运动与文艺复兴相提并论，他于1930年在《中山教育馆季刊》创刊号上发表的文章认为：“吾人一说到文化运动，就不能不联想到欧洲的文艺复兴，因为它实在是文化运动上最显著的一个例证。观察我国的文化运动，也可用欧洲的文艺复兴，作一种参证。”[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