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是比较流行的，但并非人人赞同，无论是自由主义者周作人、丁文江，还是保守主义者梁启超、梁漱溟都反对胡适的五四文艺复兴说。梁启超与丁文江都主张清代学术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而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梁漱溟，更是对胡适的“五四文艺复兴”说提出质疑。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写道：“有人以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这新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怎能算得中国的文艺复兴？若真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兴。”[29]梁漱溟强调“复兴”的意义，认为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孔子的人生态度，中国的文艺复兴应该是孔子人生态度的复兴。

20世纪40年代，李长之在《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也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并希望能迎来真正的文艺复兴。他说：“五四所象征的时代精神是甚么呢？有人说是文艺复兴，我看并不是。这个时代还不够文艺复兴。因为，文艺复兴的意义是：一个古代文化的再生，……可是中国的五四呢？试问究竟复兴了甚么？……中国的古典时代是周奏，那文化的结晶则是孔子，试问五四时代对于孔子的真精神有认识么？”[30] 60年代，华裔美国学者周策纵在其力作《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中，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写道：

欧洲文艺复兴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古代文明兴趣的复活，是寻求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思想取代中世纪的思想。对这些古代文明的研究，是整个文艺复兴革命性的一个方面。而五四运动完全不是一个复辟运动。恰恰相反，它的目的是在一个古老的国家中植入一种现代文明，并伴随着对旧文明的严厉批判。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它与五四运动是一场文艺复兴运动的结论是相矛盾的。[31]

就形式和精神气质方面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相同，都致力于“人的解放”，高扬人的价值，以文明的再生为目标。但从历史内容一面看，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是要唤醒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过的文化精神，即古希腊、罗马的文化精神，并以这种精神否定中世纪的极其黑暗的文化精神。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复兴古代的文化精神，而是全面检讨、批判中国古代文化精神，致力于引进西方的科学和民主，以与传统决裂的姿态谋求新的文化精神的培育，是“外发型”的思想文化运动，完全不同于欧洲文艺复兴的“复古”策略，两者不可同日而语。[32]

余英时先生曾经也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但后来随着对五四运动研究的深入便改变了看法。认为两者虽也有一定的相拟之处，“但往深一层看，这两大运动却又是如此的不同，尤其是在根本精神上。文艺复兴是一个人文主义的运动，而且上承古希腊时代的文学与艺术的自由活泼精神而来，故彻头脑地是在西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上产生的运动。‘五四’运动则不然，它不是在人文主义精神的支配下展开的，而是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运动，更是一种彻底反传统文化的运动。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它并非出于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而是对于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的强烈回应。”五四虽已摸索到中国问题的文化根源并表现了中国民族文化的觉醒，但它对文化问题本身的认识却并不深切，其中还夹杂着强烈的“怨恨之情”，不利于中西文化的正常互动。欧洲文艺复兴是一个内生的文化运动，在它发生之前已有某种程度上政治、经济、社会的局部转变为之作出铺垫，这一运动是在从容不迫状态下稳步发展起来，历时三个世纪之久，这是文化运动的正常形态。而五四运动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处境中突然发生的，是一个“早熟的文化运动”，不但先天不足，而且后天失调。其结果自然迥异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成就了近四百年来辉煌的西方近代文明；而‘五四’并没有为中国近代化完成文化变革的任务。”[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