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各种力量合力推动的一场运动，这就决定了五四诠释的多元性；五四运动不仅是一场思想文化革新运动，同时又是一场爱国救亡运动和社会改造运动，这决定了它内容的丰富性。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激进反传统运动，自然遭到有传统情结的人的诅咒和非议；五四运动作为提倡新思潮的运动，由于时间仓促，新文化的后进不满足于它；五四运动作为一场爱国救亡运动，致力于思想文化启蒙和文艺复兴的人士不免要对它提出批评；五四运动与中国现代一些政治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成为这些集团日后发展的重要资源，因此，不同的党派对它有不同的评价。正如欧阳哲生所说：“激进主义可以紧扣五四特有的反叛精神，构造自己的革命话语；民族主义可以利用它高涨的爱国情绪，为推动新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思想资源；自由主义自然也可以它表现的自由、解放精神，形成自己的具有民主气质的渐进话语系统；保守主义则抓住其某些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言词和推崇西方文化的形式主义倾向，制造了一个反五四话语系统。”欧阳哲生在文章中特别对五四激进话语系统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进行了反思，指出：激进主义通过后五四时代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运动建立了自己的强势意识形态，它所构筑的五四话语系统因此成为一套强势话语。它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从陈独秀开始，经瞿秋白、新启蒙运动，到毛泽东臻于成熟。从而五四话语权力也渐次被他们所撑控，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对大陆五四运动研究产生了导向性影响。“革命话语系统对五四话语权力的撑控，在文化思想领域产生了两个消极后果：其一，五四传统内含的丰富性被某种单一的话语所阐释，其中某些成分和因素，诸如革命、爱国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等，被不成比例地扩大，而另外一些与自由主义相类的思想，如个性主义、思想自由等，则被淡化，甚至忽略了。由此阐释和助长的五四传统实际上不过是激进主义的革命传统。其二，绝大多数学者由于接受了革命话语系统的思想熏陶和语言训练，已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即习惯于从反帝反封，或启蒙与救亡的视角透视五四运动。因此，如果不改换话语，研究思路很难有所改变。……这也就是迄今为止的五四运动研究‘山穷水尽’难以突破的深层原因。”[51]由此可见，五四运动研究要取得突破性进展，重构多元的五四话语系统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学界关于五四话语权的研究，意义正在于此。

注释：

[1]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页。

[2] 陆先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研讨会强调：文化研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光明日报》1991年4月13日。

[3] 龚育之：《纪念五四的历史回顾和当代意义》，欧阳哲生、郝斌主编：《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4] 金冲及：《救亡唤起启蒙》，《人民日报》1988年12月5日。

[5] 沙健孙、龚书铎主编：《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187页。

[6] 宋小庆：《关于五四运动评价中的八个问题》，《求是》1996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