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卷前语中写道：

那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那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那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人们的前面充满着各样的事物，人们的前面又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升天堂，人们又在直下地狱。[1]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的情形与狄更斯所描述的时代极其相似。那个时代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受到充满激情的质疑和批判，而从西方引进且被寄予厚望的所谓新的文化观念，又难以得到最广泛的认同，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思想陷入黑暗与迷茫之中。这是一个旧的将去、新的未立的新旧夹缝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人们的行为变得无所适从，对过去作着痛苦的忏悔，对未来怀有无限的憧憬。正在这个时候，从东方隐约出现一线光芒，俄国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正在追求真理、探索出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思想上遂引起深刻的变化。从此，中国革命便与十月革命联系到了一起，五四运动被置于世界革命的视野中来认识成为中国共产党诠释五四运动的基本模式。

（一）五四评价的政治价值取向

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上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和意义？五四运动有哪些成绩和缺陷？五四运动与近代以来历次民族运动有何异同？五四运动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不同的政治党派和学术团体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诊断和评价。研究中共早期领导人的五四观，对于梳理8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五四观的形成和发展，对于解读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乃至对于揭示中国革命道路的内在轨迹，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的历史诠释，在其早期领导人那里即已基本确立了政治化的价值取向。陈独秀自始就把五四运动看作是近代国民运动的开端，对五四运动的“革命性”有着高度的自觉，认为五四运动是一次高于以往一切爱国运动的“革命运动”。他特别赞扬五四运动的两种精神，即：“（一）直接行为；（二）牺牲的精神”。[2] 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及其意义，这位老革命党人可谓一点不含糊，指出“‘五四’运动因外交而牵到内政，而牵到一切社会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外交运动，一时颇现出一点革命的空气，‘五四’的真价值在此。”[3]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的几个主要责任人之一，他对五四运动的评述是很有权重的。当然，在陈独秀看来，五四运动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革命对象和革命主体等方面是留下了教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革命的转进，这些缺陷日渐进入激进主义者的视野，成为他们反思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24年陈独秀的《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的教训》一文在扼要阐述了五四运动的意义后，详细剖析了五四运动的几个缺点。他指出：

此次运动的弱点是：（一）民族运动的对象，只是当时感觉最甚的勾结国内军阀段祺瑞之帝国主义的日本，而忽略了国际帝国主义者对华侵略之全部形态；……（二）群众中无有力的组织与领袖将此运动继续扩大深入到社会各阶级中被压迫的群众，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大潮中，失去了被压迫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大爆发的机会；……因此，在革命时机有革命倾向的五四运动，变成了秀才造反，中国懦弱的智识阶级，在此次运动中可谓原形毕露！[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