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后，“新青年”阵营发生分化，一部分向“左”发展，一部分向“右”倒退，《新青年》杂志日显布尔什维克色彩。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主要是从政治运动、社会运动、阶级革命的意义上肯定五四运动的，而对由他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却着墨不多，从而与胡适的自由主义五四观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对五四运动的早期反思，一方面与他政治生命的转进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与国共合作的背景及共产党寻求革命资源密不可分。

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也认为，五四运动只是一个完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不是反对一般帝国主义的运动，“所以反被英美帝国主义利用以进行他们与日本在中国势力的竞争。”在《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一文中，张太雷把五四运动放在中国近代历次民族自强运动的历史长河中来考察其意义与价值，指出“中国民族运动的第一期是义和团式的原始的排外运动”；第二期是“推翻中国的坏政府而建设欧美式政治制度以谋中国的自强”，例辛亥革命即是；第三期是五四运动，“中国的民族运动自从五四运动才渐渐变成近代的民族运动──有组织的群众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五四运动实开中国革命的新纪元”。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不够壮大，中国资产阶级太幼稚、太软弱，劳动群众参加运动少，再加上没有有主义的政党领袖来领导，致使该运动难以走入正轨，“更不能继续发展。”“五四运动象一盘散沙样子，不久就消灭了。”难能可贵的是，其时张太雷已朦胧地意识到五四运动与世界革命的关系，认为五四运动是“世界大战的结果，与世界革命潮流在中国的波纹。”为此，他号召有革命觉悟及了解世界革命意义的青年，“要纠正五四运动的错误，逐渐集合在革命党的旗子之下，在劳动阶级中间尽宣传与组织之力，以求中国民族革命的胜利，且更进而求世界革命的成功。”[5]应该说，张太雷的五四观与陈独秀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方面肯定了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民族自强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另一方面又指出了五四运动在革命对象和革命主体方面的缺点。张太雷关于五四运动与世界革命关系的论述，对瞿秋白、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国际主义五四观的形成是有影响的。

与张太雷一样，中共另一位早期领导人恽代英也高度肯定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认为五四运动“是我们第一次打破一切的干涉压制，直接为政治的活动。”“民国八年之五四运动，是近年来革命运动的第一幕，……关系中国民众运动重大得很，五四的巡行示威，是中国空前未有的群众运动，……人民遂觉出人民自己的力量了。”毫无疑问，五四运动由广大爱国青年与工商界人士参加，所爆发出来的力量是空前的，这对寻求中国革命出路的中国共产党有绝大的启示。中共早期领导人如此一致地肯定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绝不是偶然的。与张太雷、陈独秀所不同的是，恽代英同时又很关心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意义，将文化革新运动与社会革命运动看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他指出：“因为这一次伟大的运动，使青年们打破了一切官厅、教职员的尊严，文字上与思想上，大大的得着一番解放，于是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潮流，亦排山倒海的跟着来了。五四运动，实在是辛亥革命以后第一件值得纪念的要事，无怪一般青年要崇拜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不独使民气日张，人民思想也日益发达起来了，于是白话诗文，渐渐流行了，男女的社交亦公开了，思想文化上发生了大的变动，一班老学究，虽然拚命反对，然而各地青年，都很热烈的接受陈胡二氏的主张。他们自五四运动以后，反抗的精神，格外发达，他们藐视政府，所以亦藐视一切旧社会的势力，文化运动成功了一个最伟大的运动。”但五四运动高潮过去后，五四运动因受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变成了一个向右发展的读书运动，且守旧势力开始反攻倒算，“复古的倾向一天天加甚了；思想呢，又渐渐回复到只知道读书不愿过问政治的境地来。”因此，他引导青年学生注意政治，整顿学生联合会，勇敢地承担起向复辟的旧文学、旧思想开战的责任，以“让我们再看见一个五四运动。”[6]胡适后来坚持认为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不幸的政治干扰，号召学生回到书斋，别误了正业，这种从政治运动撤退的意见理所当然地遭到共产党人的反对。恽代英所要再现的五四运动，是向一切旧势力、恶势力交战的革命运动，文化运动应成为政治运动的助力，而不是让文化运动替代了政治运动的位置，因读书而遗忘了政治，是对五四运动的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