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五四观中有着浓重的政治情结，当他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后，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来解剖五四运动，认为五四运动的产生是中外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的主干，表面上虽则是学生，实际上上海商人的罢市要求及各地国货商人的努力参加，很明显的表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觉悟之第一步。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宣传，普遍于穷乡僻壤，这是五四运动的主要的实质；那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政纲，如果没有这一经济基础，是决不会变成群众运动的”。正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发展，产生了扫除思想上社会上种种障碍的要求，“社会意识也就开始从宗法礼教等的学术思想进于科学的自由的思想。”这样，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现代新型知识分子全力以求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反孔教、恋爱自由、德赛两先生（即民主与科学）等等，自然成了“五四运动的副产物”。［23］应该说，瞿秋白的上述理论阐释是精湛的，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高水平。但他一味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忽视了社会意识对社会改造的先导作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片面理解。这种认识，在中共早期领导人那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在这样的五四认知模式中，作为经济斗争最高表现的政治运动，成了五四运动的核心，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之前和之后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的意义，必然遭到贬抑，中国共产党后来对五四运动所作的种种意识形态化解释，都可以在瞿秋白这里找到它的源头。

在瞿秋白之前，李大钊、陈独秀就已不满足于仅仅将五四运动理解成新文化运动或学生运动，而是希望将其提高到政治运动和社会革新运动的高度来认识，初步显露了马克思主义者把五四看作“革命运动”的萌芽。这一萌芽在稍后的瞿秋白那里破土而出。瞿秋白曾担任共产党机关报《新青年》的主编，努力将中国革命与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理论结合起来，因而他对五四运动的理解与陈、李相比，明显更具有列宁主义的色彩。他在1925年指出：“社会上对于五四有两种认识，或认他只是一个学生运动的纪念，或认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所谓‘思想革命’的高潮时期”，而这种认识“未免减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义”即“民族革命运动”的意义。这就是说，五四运动的意义，不限于“学生运动”这一狭小的范围，也不限于“思想革命”这一观念层次，五四运动是一场动态发展式的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政治革命，是“辛亥之后，中国社会里各阶级努力以行动干预政治，而且带着群众性质的第一次”，它已经超越了辛亥革命只限于排满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认为五四运动在中国民族运动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点，是它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求得民族真正的独立自主，最终“把义和团失败后之‘尊洋主义’的天经地义打破了。”从这一意义来看，“五四运动的爆发，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24］

现代中国革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还在1922年，李大钊即已看到十月革命对被压迫民族的震憾力及其意义，虽还没有明确地将五四运动与十月革命联系在一起，但确然已包含着将中国革命置于十月革命影响之下来考察的朦胧意识。他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劳苦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25］应该说，瞿秋白是充分认识到十月革命之世界意义的一人，他深入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时代的特点，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已经不是孤立的单独作战，而是互相联络和支持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并且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援助。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因而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始真正觉醒，他们迅速地由经济斗争而进于政治斗争，跃登政治舞台，中国的国民革命从此得着了新的生命，绝大的生力军，自然开辟出新的发展道路。所以，“中国革命虽是资产阶级性的，然而他与世界无产阶级联盟而反抗列强帝国主义。他的胜利的前途，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度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达社会主义。”就是说，中国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如果说辛亥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革命，那么，“五四之后便不同了。”“中国革命到五四运动已经加入俄国的十月所开始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