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瞿秋白来说，五四运动固然具有民族主义的意义，而当他用列宁主义世界革命的理论阐释五四的时候，发现五四运动已不仅仅是一场民族主义的运动，它同时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特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发现”本身预示着共产党人五四激进革命话语的初步确立。从1923年开始，他在一系列论著中，把五四运动置于世界革命的视野中来考察，初步确立了五四认识模式中革命话语，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五四观分庭抗礼，并逐渐把反传统的思想启蒙挤到了五四边缘的地位。后来毛泽东习惯于把五四运动说成是中国现代史分期上的一个分界线和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涯的发端，并赋予五四以明确的“革命”性质，认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的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27］历史地看，当毛泽东作出这一表述时，与瞿秋白五四观中的政治情结存在着明显的一脉相承的关系，至此，中国共产党牢牢地掌握住了五四解释的话语权力，对后此数十年的大陆五四评论与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二）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批判性审视

五四激进革命话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这不仅体现在对五四政治运动的认识上，而且渗透进了对文化运动的评价方面。上个世纪20年代中后期，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普遍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独立进行革命的阶段，作为政治运动一部分的文化运动，也相应地要对前一阶段的文化斗争的经验教训进行批判性审视。

现代中国任何一个有现代意识和历史观念的政治党派，要想彻底否定五四运动，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五四运动而改变人生航向的瞿秋白，自然知道应用五四文化资源，如1927年初，他在汇集自己所写“赤化漫谈──文艺杂著”等作品时，根据当时社会上的情况，强调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宝贵遗产，用马克思主义彻底反对封建宗法思想，反对外来的资产阶级反动文艺思想的重要性。但是，时代不同了，前一阶段起到革命作用的阶级，后一阶段或许是反革命的力量，资产阶级之与文学革命，正是这样一种情况。瞿秋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了历史主义的清理，指出中国现代经历了三次文学革命：第一次是梁启超式的白话小说，因其远离大众，很快流产了。第二次是五四文学革命，它明白的树起建设“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的旗帜，向传统礼教主义发起总的攻击，“是真正的要创造新的文学和新的言语。”但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包含着资产阶级性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因而是不彻底的，又由于五四所开创的新文学和写得出看不懂、读得出听不懂的半文半白的白话──新式文言，被认为只适合上层阶级──欧化的智识阶级，并不普及下层平民，这使得五四的文学作品远离民众，对大众没有多大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瞿秋白夸张性地得出结论说：“‘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随着时代的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已经结束，它的余绪也已趋于反动，国民党1927年后政治上的反动和思想文化上的日益保守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新的文学革命不能满足于五四，不能停留于五四，而要在批判五四的基础上超越五四。这便是第三次文学革命的使命，其旗帜是大众文学或大众文艺，即“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无产阶级的‘五四’”。［28］不难看出，瞿秋白呼唤“无产阶级的‘五四’”，其实质是不但要同资产阶级争中国革命在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要争中国革命在文化上的领导权，新的文艺运动所服务的对象，已不是少数上层智识阶级，而是全体劳动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