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五四新人物的批评，是以肯定五四运动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伟大功绩为前提的，这种肯定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毛泽东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看作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也是很正确的。可是细究起来，毛泽东对五四及五四后期思想流变的检讨也存在很多需要弄清楚的问题。例如，五四新人物固然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但他们对待中国和外国事物是不是一律用形式主义方法？五四运动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究竟在哪一种意义上是相通的或相同的？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又如西化思潮和全盘西化论，在中国是不是已经发展成为“八股”、“教条”？ “洋八股、洋教条”与“老八股”、“老教条”在性质上是否一致？作为文化发展的路向，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所谓“洋八股、洋教条”是同质的吗？二者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还是相悖的？等等。

诚然，无论是激进主义者抑或是保守主义者，在救亡主题压倒启蒙主题的时代背景下，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情绪化倾向确实是存在的，口号的宣传往往多于理性的思考。这种形式主义和30年代出现的“党八股”确实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但二者在文化上的价值取向和所发生的历史作用，是很不相同甚至彼此相反的。前者（尤其是推崇西方文化者）是服务于和总体上服从于打倒封建专制主义的老教条、老八股的，其目的和作用是破除对中国古代圣贤和经典的迷信，把人们的思想从老教条、老八股的严重束缚下解放出来，树立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而不是为了禁锢思想，压制个性。考虑到传统守旧势力的顽固，他们的情绪化偏执不无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应予以同情的理解。后者的作用正相反，是提倡迷信、反对科学，鼓励盲从、扼杀自由，强调党性、抹杀个性，只要集中、不要民主，其实质是封建主义的改头换面，完全背离了五四精神，对文化建设和中国革命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因此，两者不可等同视之。

40年代初年，毛泽东从思想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驾轻就熟地从五四精神遗产中寻找示范和动力。毛泽东曾指出：五四运动以后的“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卑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43]毛泽东在众多五四新人物中，单独挑选鲁迅作为赞美的对象，视之为中国近代文化革命的“主将”，一口气用了九个“最”来表现“主将”的贡献，其地位远在作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之上。这在毛泽东评价历史人物中是绝无仅有的。可见，在毛泽东看来，五四历史遗产中有利现实思想斗争的是鲁迅而不是陈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