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擅长于将历史研究服务于现实斗争，他将五四思想启蒙与当下的思想解放相联系，指出：“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44]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教条主义的影响，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为教条主义所统治。毛泽东同教条主义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并在40年代领导延安整风运动，这是继五四之后的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为了领导好这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来自“新青年”阵营的毛泽东，很自然地祭起五四思想启蒙大旗，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从而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这正应验了美国学者舒衡哲教授的一句话：

1919年事件的参加者、观察者和批评者，都学会了相当有选择地使用他们的记忆。每当救国的压力增大的时候，他们就更多地回忆政治性的细节；每当气候变得更加适宜于思想解放的目标时，他们就又忆起了为启蒙而进行文化斗争的细节。[45]

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是以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反对封建教条，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启蒙运动。但从思想革命乃政治革命的前提性工作这一意义上说，五四思想启蒙的意义决不限于当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五四的启蒙主题仍然不能被淡忘，这就是五四精神一再被人们追记的原因。毛泽东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检讨五四新人物的形式主义思想方法，凸显五四的思想启蒙意义，并以此为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史渊源，这无疑是对五四的继承和超越。

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全盘西化和彻底反传统的倾向，毛泽东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中西文化问题发表了原则性意见，迄今具有指导意义。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现时的新文化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不应当割断历史，而应当总结、承继历史上的珍贵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这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同样，对待西方文化也应采用辩证分析的方法，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要坚决反对“全盘西化”的错误主张。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除形式主义的方法外，毛泽东指出五四运动的另一个缺点是，知识分子未能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当时的知识分子偏重于空洞的理论说教，缺乏深入实际的热情，有脱离群众的倾向。早在五四期间，毛泽东即已对这一缺点有所觉察，认为知识界“一味刺激他的感情作用，内面多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思想界便不容易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46]毛泽东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具有很强的历史观念，他深知五四“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乃是这个运动未能全竟其功的重要原因。鉴于此，他以毫不含糊的言词肯定了知识分子深入工农群众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号召中国的知识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并组织起来。因为“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47]他甚至不无夸张性地把知识分子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的联合，看作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