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五四观的最重要特征是，把五四定位于中国革命长期历程中的一个带有转折性的特殊阶段，五四的革命性质和政治意义在这个革命之链中得到彰显。在毛泽东的历史意识里，近代以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经历了若干个阶段，而五四便是其中的一个时期。因此，不论从政治层面上看，还是从文化层面上看，五四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的一个中间环节。

在长达90年的五四研究史中，能够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争夺五四话语解释权的当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其典型代表就是胡适。胡适早年曾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诺言，他几乎把所有的热情和精力都倾注在新文化运动这一为中国现代政治建立思想文化基础的事业上。因此，他对五四运动的政治化倾向表示忧虑，认为1919年发生的五四学生运动和工商界罢工罢市运动，是对前期旨在思想文化革新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不幸的政治干扰。[53]他以1923年为界，划分出两个时代：“（一）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二）集体主义(Collections)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其沦为民族主义运动，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54]他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将作为文化运动的五四与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区别开来，认为五四政治运动是对前期五四文化革新运动精神和方向上的背叛；与此相适应，他又切断五四运动与五四后的国民革命运动内在的精神上的联系，以此淡化五四的政治色彩和政治意义。在他看来，前者是个人主义、世界主义的文艺革新运动，后者是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的政治革命运动。

区别于自由主义者胡适，同为五四当事人的毛泽东，对 五四的诠释则大异其趣。他把五四运动界定为反对卖国政府的爱国革命运动，倡导“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这样去认识五四运动。”[55]他将胡适作了分梳的五四前后两段在政治意义上予以串连，并以政治运动统括文化运动。1939年5月初，为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五四运动》一文，文章开篇即写道：“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中，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不啻是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内含于并服务于五四政治运动的，从而弱化了在胡适五四观中一再得到显扬的五四思想解放意义。不仅如此，在毛泽东的革命认知系统中，五四更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么，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没有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干部。”[56]显然，毛泽东是突出了五四运动的社会政治意义和民族救亡意识，把五四运动看作是由政治统帅的一体多面的革命运动。这一解释特征对以后史学界的五四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毛泽东五四观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对五四主体阵营的政治化定性，也即通常所说的阶级分析法。他在1920年第一次看到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时，就牢牢地确立了“阶级斗争”的观念，[57]此后，便自觉地以阶级分析法解剖五四阵营的联合与分化，动态式地描述了五四运动的后续发展，并逐步确立了五四诠释的激进政治话语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