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始即有的传统，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李大钊即撰写了《青年与农村》一文，正确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问题乃国民全体问题的关键，认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并发出“青年呵！速向农村去吧！”的口号。[49]当时，许多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和北大的一部分学生用实际行动响应了李大钊的号召，走上了“与劳工阶级联合”的道路。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认为，“青年知识分子与农民的联合，对于造成五四时代的高昂的革命气氛，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青年与农村》一文的问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拓荒者的尝试。”这种“尝试”，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从五四运动那里所继承的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50]

在中国现代政治领袖中，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重要性的强调，毛泽东堪称第一人，这是他对中国革命的独特贡献。它主要地源自他对五四运动缺点的检讨和超越，同时与他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分不开的。关于构成毛泽东思想重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论与五四运动的渊源关系，周策纵教授作了正确的揭示：“毛泽东是被这个运动所唤起而开始其政治生涯的。从一开始，他就抓住和利用了这场学生和新文化运动对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他的主要理论即‘新民主主义’论的形成就有可能受到了他从五四运动所得经验和对之所作的解释的影响。”[51]因此，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研究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以毛泽东对五四的解读为切入点，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二）革命语境下的五四解读模式

作为直接受《新青年》影响，并在新文化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勇猛的文化斗士和中国第一代创造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毛泽东长达数十年的革命生涯和政治斗争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淡化启蒙色彩、张扬革命性因素的五四情结。他对五四的解读模式，既是辩证的，又是历史主义的，其价值指向均服务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

毛泽东习惯于把五四运动说成是中国现代史分期上的一个分界线和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涯的发端，因而十分关注五四的性质、五四的领导者和五四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等问题。他从国际形势的发展这一宏阔背景下来考察五四运动，认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的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52]

毛泽东五四观的提出，不仅意味着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对五四解释话语权力的把握，也预示了其革命话语方式的基本原则支配五四评论与研究主流方向的开拓。研究毛泽东的五四观，对研究后数十年的五四评论与研究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五四既可被看作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亦可被理解为以“科学”与“民主”为主旨的思想启蒙运动，但两者毕竟在社会关怀的取向上和价值意义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正因为五四自身存在着不同方面的历史价值，使得后来人们在阐释五四精神时，不免会歧义互见、各执己说。尤其在某种具体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对政治前程的期望，还是对文化理想的追寻，对五四这一历史文本的解读，往往要受制于现实环境的影响，结论也会呈现出某种语境下的特殊色彩。在毛泽东对五四评论的整体性结构中，五四是被置于革命语境中谈论着，以革命话语方式阐释五四的性质与意义，是毛泽东五四观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