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毛泽东对陈独秀是看得很透彻的，评价也是很客观很到位的。但上述两次讲话，当时都没有见之于报端，这大概是因为陈独秀晚年拒不认错悔过，相反，他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革命道路多有恶评，因而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机尚不成熟。过了30多年，到1980、1981年毛泽东上面的讲话才分别在《党史研究》和《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伴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陈独秀的时候到了。

对于陈独秀的历史功绩，毛泽东给予了既公允又不失原则性的历史主义的评价，高度肯定了陈独秀在领导五四运动和创建中国共产党中的贡献，并没有因他犯过错误而予以全盘否定。五四运动拉开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同时又是提倡新文化、新道德、新思想，反对封建旧文化、旧道德、旧思想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好了思想上、组织上、干部上的准备。陈独秀乃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李大钊是最早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肯定陈独秀及李大钊等人在五四运动中的领导作用，是要表明，他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乃五四精神的合法继承人，五四传统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精神资源。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指出，陈独秀不是一个很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应该说，这一评价也是实事求是的。比之于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陈独秀显然是一位后进。研究表明，直到1920年底，陈独秀仍然没有确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和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之间摇摆不定，早期中国共产党理论上的不成熟，与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足是有一定关系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必须将被评价的对象置于当时的历史情景中加以考察，而且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样评价主体之所以对历史人物作出这样或那样的评价，也要考虑到评价者所处的时代及其所面临的历史性课题。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就毛泽东和陈独秀两人而言，“我们必须考虑他们各自实际状况，尤其要考虑毛泽东做出对陈独秀评价时，他所要面对和解决的具体问题。”[77]只有在确切了解毛泽东评价陈独秀的时代背景，了解毛泽东评价陈独秀的主观动机后，才能正确解读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为什么因时而异。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陈独秀出狱后，多次撰写文章，呼吁抗日，因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社会各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中共中央欢迎陈独秀的抗战态度，希望与他在抗战问题上能够进行合作。抗日战争中后期，中共中央所面临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动员国内一切力量一致抗日，“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配合同盟国作战，打败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78]而陈独秀恰恰是团结对象，正是出于统一战线政策的考虑，毛泽东和张闻天曾代表中共中央向陈独秀提出了合作抗日的条件。但陈独秀拒绝反省和检讨自己，错过了回到革命阵营并致力于抗日战争的机会。后来，周恩来又几次托人看望陈独秀，继续转达毛泽东、中共中央的意思，要他到延安静养休息，但喜欢独来独往、个性倔强的陈独秀敬谢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番好意。这样，他与自己亲手创立的党永远地决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