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建国以后俯视式的全盘否定

毛泽东一生对陈独秀的评价有早、中、晚三期的明显不同，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所作所为给出道初期的毛泽东留下了仰之弥高的“楷模”印象，评价自然是激情洋溢的；1926年起，因在农民问题上的分歧和对陈独秀领导作风的不满，为毛泽东改变对陈独秀的评价提供了条件，仰视式的激情崇拜被平视式的理性审视所代替，抗战后期，深谙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毛泽东，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对生活潦倒、政治上主张抗日反蒋的陈独秀的评价趋于理性客观；而建国后，处于权力巅峰的毛泽东，在严酷的国内外斗争形势下，以“左”的态度对待历史上的一切“右倾”错误，对陈独秀的评价是居高临下式的武断失实。在毛泽东建国后的著作、起草的文件、报告及讲话中，虽也多次提及陈独秀，但已不再肯定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功绩，而是视之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中共党内的大叛徒。这一盖棺论定式的判断，长期影响着史学界对陈独秀的正常研究和客观评价，以至于在后来出版的中国现代史著论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不再是陈独秀，而成了鲁迅，在论述建党这段历史时，用于李大钊的笔墨比陈独秀要更浓重。陈独秀几乎成了中国现代史上一无是处的反面人物，陈独秀研究也因此长期处于沉寂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视陈独秀为党内“大叛徒”，是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因而属于敌我矛盾范畴。

1955年1月，毛泽东在《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的报告》中，附带点了陈独秀的名，其中写道：“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陈独秀、张国焘”等著名的大叛徒，他们都是阶级敌人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79] 1959年8月，毛泽东又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中说道：“现在的彭、黄、张、周的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动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80]既然把与陈独秀之间的矛盾上升到敌我矛盾，自然不可能正确评价陈独秀的历史作用，建国以后，毛泽东一改40年代对陈独秀的辩证评价，转而全盘否定陈独秀，这种评价模式的转变，是与毛泽东个人权威的迅速膨胀，与党内斗争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

应该说，毛泽东将陈、张捆绑在一起“一视同仁”是不公正的，陈独秀是出了名的“终身反对派”，他有个性，有主张，敢于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勇于承担责任，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81]他虽然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但他心地坦荡，从未在暗中出卖党的利益，不愿与国民党同流合污，刚正不阿，即使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面临牢狱之苦，也不曾放弃对敌斗争的正义立场，而向敌人屈服过，更没有向敌人投降的纪录，他与中共的分歧，不能定性为“敌我矛盾”，将他划入“敌人”一边已是不确，更遑论阶级敌人的代理人了。张国焘则不同，他于1938年自愿投降国民党集团，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叛徒。毛泽东晚年提到陈独秀时，始终不忘将其与张国焘相提并论，这是不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