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视陈独秀为与蒋介石一样的反面教员，是不可救药的反动派。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话，在讲到坏事也有教育、借鉴作用时说：坏事也算一种经验，“我们就有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这些人，他们是我们的教员。此外，我们还有别的教员。在国内来说，最好的教员是蒋介石。”[82]这里说的“教员”是指“反面教员”。其实，早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初、中共面临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时代背景下，毛泽东即已将陈独秀视作“反面教员”，他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指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不要像陈独秀。陈独秀对于反革命向人民的进攻，不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这一次我们就要注意。我们和陈独秀的方针绝不相同，任何骗人的东西都骗不了我们。”[83]不过，此时的毛泽东，尚没有将陈独秀与蒋介石相提并论。我们认为，可以把陈独秀看作是犯过严重错误的“反面教员”，但他决不是和蒋介石一样的反面教员。我们党和陈独秀的分歧，应视为革命阵营内部的不同意见的分歧，情况较为复杂，不能把陈独秀当作阶级敌人看待。毛泽东虽然把王明、李立三和陈独秀、张国焘都当作是反面教员，但还是把王明、李立三同陈独秀、张国焘区别开来，而把陈、张看作和蒋介石、希特勒一样的反动派。毛泽东认为王、李是属于犯思想错误的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84] “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第一要斗争，第二还要帮助。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了。像托洛茨基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85]

毛泽东之所以在建国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陈独秀进行全盘否定，原因在于他本人业已确立在中国共产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随着国内外斗争形势的日趋严峻，毛泽东已听不得别人的意见和批评，在很多问题上一意孤行，极左思想逐渐泛滥。1957年前后，是毛泽东抓阶级斗争最专心的时期之一，此时的他，已不再习惯于对陈独秀的历史作用作辩证的分析，而是一棍子将其打倒在地，多次在不同场合宣布陈独秀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是党内的大“叛徒”，是我们的敌人和反面教员，对陈独秀以少数压多数的家长制统治仍刻骨不忘。与时同时，由于党内高岗、饶漱石等人阴谋分裂党，更加引起毛泽东的警惕。为防止资本主义的复辟，毛泽东重新举起阶级斗争和反“右”的旗帜。历史地看，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全盘否定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联系他对梁漱溟、胡适、胡风集团等知识分子，以及对党内高层刘少奇、邓小平等的批判，可以发现，毛泽东晚年对陈独秀的态度只是斗争策略的转变，是其“左倾”思想的一方面的体现。由于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作为中国“托派”首领的背景，在当时斗争形势十分复杂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将曾经犯过严重错误的党的创始人陈独秀作为反“右”的重要工具，作为斗争的重要素材，作为我党的反面教员，对于毛泽东而言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这样更易达到毛泽东预想的批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