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发展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它是由辛亥革命成果的落空，政治上空前的混乱，一切没有得到正常发展，知识分子的心灵，抑郁而无可渲泄，因而以对外问题为导火线所爆发起的运动。从此运动的本身看，实含有政治革命的强烈因素。但因当时国民党未能接上此一运动，于是对当时现实政治，未能发生积极地作用，只有完全落在文化运动方面。因此，便发生两种结果：一种结果，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所走的路，不是正常地学术文化发展所走的平实的路，而是走的带有火药气味的文化革命的路，因而其本身的命运，注定了破坏性多于建设性。另一种结果，……使它在政治方面的后果，与作为此一运动标志的‘科学与民主’脱了节。即是，它是给与了尔后政治的发展以影响，但所给与的却不一定是科学与民主的影响。[4]

新儒家在反省新文化运动时指出：五四以来的西方论者，在比较中西文化时，采取的是通常所谓“强人政策”的反程序运作，即地道的“弱者政策”：“用中国文化的糟粕和西方文化的精华进行比较，为的是寻出自己文化的劣根性”。胡适以缠足娶妾和抽鸦片为国粹；鲁迅把自私、敷衍、无聊、妥协、愚昧、狂傲、庸俗、陈腐等等社会心理中的“奴性”部分归结为国民性。从而以打倒国粹、改造国民性相号召，正是这种“弱者政策”较有象征意义的两个例证。[5]新儒家无意于否认西化派文化策略的最先动机是爱国家爱民族的，改造国民性，重塑国民人格也有其必要性，但用丑化中国文化，凸显其阴暗面的办法，毕竟不是理性的健康之道。

为完成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历史使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所表现出的勇于否定自我的胆识和气魄是令人敬佩的，对传统旧学的非难和对现代化进程的文化阻力的忧虑也非无中生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思想文化的启蒙，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将难以启动，新文化建设也将失去应有的前提。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性功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80余年来，中国人受惠于五四的，主要在这个方面。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五四知识分子的文化反思和文化重建没有缺陷，他们的不足在于，较少考虑如何转化和运用传统资源以促进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坚持在中国文化的空地上“赤地创新”，这是遭致非议的重要原因之一。试问：尊现代欧美为现代化的唯一模式，欲废弃传统文化之根，在一片文化废墟上安置西方文明，那么，中国现代化的民族特色怎样体现？中国文化再“生”的基础和泉源又究竟在哪里？

区别于五四时期的西方论者，新儒家力图打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膜。他们坚信，文化的重构、民族的振兴，决不是采取“突然置换法”可以成功的。“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6]在他们看来，民族首先是一个文化范畴，“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7]若尽弃传统而一味欧化，就有陷中国于“文化上的殖民地”之虞，民族复兴也将成为泡影。这一认识透露出新儒家学者强烈的民族文化忧患意识和传统文化“本根”意识。文化主体性的自觉把他们与西化论者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