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多层次、多元素、多侧面的复杂过程，现代化事业必须在继承并转化传统智慧的基础上进行才有可能，任何单线的富强模式往往只是一条顾此失彼、欲速不达的途径。历史业已表明，把西洋科学、民主的面目简单摹取过来添加或嫁接到中国文化之根藤上是徒劳的。新儒家确信，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思想不可与古代传统脱节，否则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精神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其核心是错综复杂的民族心理结构和千头万绪的价值系统，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因此，真正的富国强兵之道必须建筑在深厚的文化基础上。

在文化重建问题上，现代新儒家既不同意清末人体用两橛的“中体西用”论，也反对民初以来“取长补短”式的中西调和论，对新文化运动中以西学之是非为是非的西化论更是不满。[8]他们自觉到“与其今后徘徊于古人之墓前，反不如坦白承认今后文化之应出于创新”，[9]因为文化创新是时代精神的要求，是文化发展、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但“创新必依据其所本有，否则空无不能创”。[10]新儒家将学术化的儒学和制度化的儒学区别开来，将儒家文化的死躯壳及其末流之弊与儒学的内在生命作了分疏，认为中国文化在本源上没有任何不足，无须“端着金碗讨饭”。不能因为中国文化在二千年的发展中没有产生近代西方式的科学和民主，就轻率地断言中国文化与科学、民主无缘。现代儒学大师们通过对传统观念和流行观念的重新检讨、重新估价，发现儒家文化遗产里边蕴涵着许多现代思维的颗粒，文化的主体──人可以根据时代的要求，赋予其时代的内涵，使它成为开新之本。因此之故，他们竭力“从旧礼教的破瓦颓垣里，去寻找出不可毁灭的永恒的基石。在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11]这是一条显然区别于五四主流文化的中国文化复兴之路。

民初以来，科学和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现代新儒家并非冥颃不化之徒，他们严厉批评腐儒冬烘们应付新文化运动的无能，指出科学和民主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应“无条件承认”。这在形式上与新文化运动的目标追求是相契合的。区别在于，他们力主在保持民族文化自主性的前提下，消化、整合、涵育这些现代化内容，是“中体西用”式的思想体系。

现代新儒家自一开始就确立了开新还须返本，“老根发新芽”的文化生成模式。梁漱溟曾坚定地认为，“中国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天然的不能外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会事实、所陶养之民族精神，而得解决”。[12]“一个民族的复兴，都要从老根上发新芽”。一方面，老的中国文化已近枯死，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另一方面，新芽还是要从老根上发，否则无从发起，所谓根深才能叶茂。“所以老根子已不能要，老根子又不能不要。中国老根子里所蕴藏的力量很深厚，从此一定可以发出新芽来。”[13]梁漱溟关于民族文化“返老还童”的主张，无疑是新儒家“返本开新”说的最早表述，为后来者奉为圭臬，影响是巨大的。人们习惯于把梁漱溟等新儒家置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来考察，虽不尽然，例也不无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