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以人文自觉反对唯科学主义的误导

本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有一句名言:“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22]这种“可信”（真）与“可爱”（善、美）之间的内在矛盾紧张，突出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生命存在意义上的困惑和分裂。五四时期的好学深思之士（包括现代新儒家）试图谋求二者内在的统一，但成绩是十分有限的。老实说，这不是某一代人仅从学理上就能解决的问题，更不是在救亡和启蒙双重任务并存的特殊时代里能够解决得好的，我们勿需苛求于先贤。现代新儒家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和反省的过程中开发出来的人文智慧，对矫正科学主义的偏弊，是有很大价值的，为“可信”与“可爱”的兼得作出了他们可贵的尝试。

众所周知，“科学”和“民主”是五四时代的主导性价值取向，新文化运动以此为标的，为中国思想界开出无数曙光。但勿庸讳言,昔日文化先锋的一些做法，本身却是不科学、不民主的，甚至可以说是反科学、反民主的。[23]五四时代，科学实证主义思潮支配了整个思想界，一切思想、学术，都必须经由“科学”法庭的裁决，才能获得自己的存在价值。人们把科学奉为神圣的权威，对之顶礼膜拜，从而，科学成了万能，变为宗教。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沿袭了西方科学主义“拒斥形上学”的余绪，无限度地抬高科学方法、实证原则的效用，把玄学打入冷宫。他们对科学解释世界的功能深信不疑，认为科学法在包括生命现象和精神现象在内的一切领域中，都是有效的。丁文江说：

惟有科学方法，在自然界内小试其技，已经有伟大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求把他的势力范围，推广扩充，使他做人类宗教性的明灯：使人类不但有求真的诚心而且有求真的工具，不但有为善的意向而且有为善的技能！[24]

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唯科学主义”的最恰当的表述，也即所谓的“科学万能”论。

最初向科学万能论发难的是梁启超。梁于一九一八年底考察劫后的欧洲，回国后即发出“科学破产”的慨叹，拉开了现代新儒家以人文自觉，反对五四唯科学主义误导的序幕。[25]接着，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先后对科学方法的适用范围予以限制。梁漱溟直截了当地宣布：科学理智与生命存在的本然状态无缘，因为后者只能在直觉中呈现。张君劢则干脆将科学剔除在人生观之外，说：人生观是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的，因而“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26]此论一出，遭到了科学派的反击，遂引发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熊十力有所不同，他更注重于科学与哲学的分工差异：科学之所能在物理界，形上界则是哲学的领地，科学越权，势必将立体人生平面化，造成近代人的“精神迷失”。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这一点。后来移居港台的新儒家，大体上沿承了这一内在批判理路。[27]

现代新儒家对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至上”倾向表示强烈的不满，他们试图通过弘扬儒家人文精神（“可爱者”），来匡正“新青年”派仅强调“可信”哲学的流弊，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科学万能论”的泛滥，维护了人文学科的独特价值，可谓功不可没，尤其可贵的是，后期新儒家超越了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立，力图疏通、和缓二者之间的内在紧张，认为“仁性与知性，道德与科学，不仅看不出不能相携并进的理由，而且是合之双美、离之两伤的人性的整体”。[28]他们既坚持传统儒学道德的、人本的哲学立场，又不贬损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在传统与现实、直觉与理智、道德与科学、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得一“中道”。这可以看作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辩证的反动。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他们离开了生产实践这一文化的原生点，徒作纯理论的思辨，因而不可能真正找到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契合点，“可信”与“可爱”的兼得，只能流于一厢情愿式的企盼。且出于对五四科学主义的抗拒，不免以人文精神统摄科学理性，最终背离了五四追求的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