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四新文化运动乃“体用倒置”

现代新儒家在抗衡马克思主义和西化派方面的立场是一致的，但由于知识结构、学术训练、内在气质、生活境遇等方面的差别，新儒家学者各自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惟其如此，他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省察，才是鲜活的、多色彩的，为后人留下了十分丰富的思想遗产。

一般认为，由梁漱溟、熊十力开其端绪，为唐君毅、牟宗三继承发挥的“新陆王”哲学，是现代新儒家的主脉。而冯友兰哲学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自然有别于这一主脉，表现出较多的独特秉性，有必要单独列出，予以阐述。

冯友兰一生思考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30年代后期，他根据自己发明的“最哲学底哲学”──“新理学”，别共殊，明层次，提出了“文化类型”说，并以此对新文化运动作出历史的检讨。

冯友兰认为：“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某种文化类型底”。[20]所谓“某种文化底”，即是从文化类型（而不是从特殊个体）看西洋文化，它属于生产社会化的文化类型；同样，中国文化之所以是落后的，并不是因为它是中国底，而是因为它是属于生产家庭化的文化类型底。百余年来，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中国文化现代化，其实质就是由生产家庭化的文化类型（“乡下人”的文化），升进为生产社会化的文化类型（“城里人”的文化），而中国文化自一类转入另一类，必须通过工业化。舍此而他求，即是不得要领。

据此，冯友兰批评新文化运动犯了“体用倒置”的毛病。五四新潮人物以为，清末人只知所谓西洋的“物质文明”，而不知其“精神文明”，结果在民族自救道路上留下了一串败绩。鉴于清末人的教训，他们于是大谈特谈西洋的精神文明，对于实用科学、机器、工业等近代社会的根本，不知不觉间起了一种轻视。其实，从体用关系来说，实用科技、机器实业等是“体”，伦理道德、纯粹科学等只是“用”。体不立，则用不生。因此说，五四人的见解是“体用倒置”。在冯友兰看来，工业化的社会里，人自然有一种相应于此社会类型的新的生活方式和对于事物的新的思想，即“有工业化底物质文明，自然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近代底物质文明，而只提倡近代精神文明，都是空空提倡，都是空谈无补”。[21] 五四时代中国尚没有实现工业化，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却大唱“科学”和“民主”，岂不是“纸上谈兵”？结果不仅延误了清末人的实业计划，也且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当冯友兰把社会物质层面的结构性变动──工业化看作是引发精神文明的“体”时，实际上是以自己独特的语言不成熟地表达了唯物史观的基本道理。他着力突出工业化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认为生产力、生产方式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原动力，脱离生产力发展状况，片面追求制度、观念的变革，只能是玄谈。这一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在现代新儒家中也是仅有的，显示了与文化决定论思维定势相区别的另一思维进路。但冯友兰把生产力对文化发展的决定作用绝对化，相对忽视各文化层之间的交互影响和思想文化对社会的前导作用。带有明显的机械论倾向，这是非常可惜的，其理论教训值得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