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继承五四，超越五四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至五四而趋极端。当时中国的启蒙思想家，无不把现代西方视作文明的典范，认为“死心塌地”的学习西方，是中国自强的唯一道路。然而，历史似乎在捉弄他们，当新文化运动走向高潮之际，正与“西方文明破产”的声浪不幸遭遇。先生侵略学生的历史事实、西方世界展开的人类撕杀，以及西方人对自己夕阳文明的哀叹，使西方论者的文化选择多多少少限于尴尬的境地。现代新儒家尽量借题发挥，以此夸大西方文明的病症，凸显中国文化不朽的精神价值，把儒学复兴看作不仅是中国民族振兴的应有之义，而且是泽披全人类的伟大事业。张君劢曾直言不讳：“然而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今天，我们要有我们的看法，必须对西洋文化加以批判了。换言之，亚洲人对于西洋文化，应该渐渐拿出一种信心，去找它的短处，以代替过去只承认西欧长处的态度”。[35]战争促使他们对西方文化起了一种根本性的觉悟。

比之于国内的知识分子，长期生活于海外的华人学者，对西方文明更能见到深处。海外新儒家余英时指出：

以五四以来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而言，西方的成就确实领先不止一步，应该成为其他各国的学习范例。但是现代西方的基本文化内涵并不限于这两项，其中如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止的利得精神（acquisitive spirit）、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轻老溺幼的社会风气、紧张冲突的心理状态之类，则不但未能一一适合于其他非西方的社会，而且已引起西方人自己的深切反省。[36]

这一深刻的洞见，不啻是对西化论者的当头棒喝。诚然，如果我们以理想的文化模型来照察西方文明，那么，现代西方决不是毫无瑕疵的。但若因此而肆意渲染西方现代文明的病态，其结果对梦寐以 求现代化的中国将是灾难性的。几乎在一个世纪以前，斯宾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没落》，就向世人透露了西方文明已趋末途的消息，只是我们未去理会或不忍相信罢了。今天，已有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对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表示了忧虑，而恰好在这时，工业东亚的崛起，被西方人当作区别于西欧的成功的“儒家资本主义”模式而推崇，这是当代新儒家重趋活跃的重要原因。处在世纪之交的今天，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现代化是赶超西方、强国富民的唯一选择。无视西方的病症，亦步亦趋地效法西方，重蹈资本主义文明的覆辙固然不可，因西方文明出了问题而因噎废食同样不必。对于“儒家伦理”是否是亚洲国家经济振兴的唯一动力或最主要原因，可以从学术上作进一步的研究，但即使答案是肯定的，也不能因此就完全抹煞新文化运动谋求现代化努力的意义。

我们认为，对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价值取向也要作“同情的理解”，“五四人”对中国的现代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应该把他们的一些偏激言论置于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去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五四思想启蒙，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是难以想像的，又哪里谈得上避免现代化负面影响的问题呢？新儒家对新文化运动的苛评，显然是文化视角的错位，他们出于悲愤的心情，过分夸大五四反传统的负面意义，是昧于历史现实而作出的有欠公允的判断。当然，他们对文化的民族性问题的不懈探索和执着追求，确实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里面充满着真知灼见。如何摆脱感情因素的困扰和历史的纠葛，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理智地吸取西方的经验教训，探寻健康的发展模式，是历史赋予二十一世纪中国人的艰巨任务。我们要继承五四，更应该超越五四；我们要学习、借鉴西方，更必须超越西方。找出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最佳座标，充分挖掘中国文化中丰富的人文智慧并创造性地转化这些智慧，走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发展之路和现代化道路，这或许是现代新儒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省的最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