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迭遭列强欺凌，面对着中西文明发展程度的巨大落差，知识分子以强烈的进取心，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侧重点由物质到政治再到思想文化，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追求因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迈进到了更深的层次。

五四时期是多元的外来文化和多元的传统文化相互碰撞、渗透、涵化和整合的时期，而学衡派就是这个时期的产物。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学衡派因其文化价值取向与五四新思潮扦格不入，而长期被划入敌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保守阵营，研究者顺理成章地将其排除在新文化运动之外，似乎他们的文化理念与现代性毫不相干。其实，从文化生态的角度看，现代文化并不只有一个样态，而是多元文化的共生共荣，学衡派的现代性追求所表现出的迥异于五四思想主潮的独特秉性，正显示其存在的价值。透过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我们勿宁说学衡派与文化革新派思考着同样的问题，是作为整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属于新文化运动的右翼，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启蒙。

（一）五四新思潮的刺激和《学衡》杂志的出版

民国以降，西学东渐日盛一日，伴随着传统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解析，以儒学为精神核心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失去了维系的基础，五四人被抛入前无所继、后不知所迎的精神无政府状态。传统文化能否为现代化事业提供精神动力和资粮，是当时知识分子首先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自由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强化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确信：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是背道而驰的，要传统，就不能有现代化；要现代化，就必须抛弃传统。与传统决裂就成了晋升现代国家的基础一步，现代化即西化。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们开始了思想文化的除旧布新工作，为现代化进程扫除思想“路障”。

由于陈独秀、胡适等领导的文化启蒙运动发端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特殊时代，极易养成急功近利的文化性格，再加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及时”引入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局限，他们对待文化的态度是情绪化的，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盲目迎合“世界潮流”，以偏概全，好为激语，对于“新”的，趋之若骛，对于“旧”的，弃之如敝屣，且不容反对者有自由讨论之余地。这引起了一批海外留学生的强烈不满和严重忧虑，后来《学衡》杂志的出版和作为一种文化势力的学衡派的出现，正是以此为背景的。

学衡派是围绕1922年1月创刊于南京的《学衡》杂志而形成的文化保守主义重镇，成员大多是文学和史学界精英。《学衡》杂志主编是吴宓（1894-1978），发起人和参与者包括梅光迪（1890-1945）、胡先 （1894-1968）、刘伯明（1887-1923）、汤用彤（1893-1964）、柳诒徵（1880-1956）等，主要撰稿人还有：王国维、陈寅恪、释太虚、东南大学的缪凤林和景昌极、留美学生张阴麟和郭斌和等不下百人。学衡派的核心人物（吴、梅、胡、汤等）曾先后留学哈佛，归国后任教于东南大学，称得上是纯正的“学院派”。长期以来，作为一个文化学派，学衡派少有人论及，更谈不上专门的研究，它只是作为敌视新事物的保守、落伍、反动、顽固的负面形象封存在人们的记忆里。这种情况直到近年才有根本改观，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和文化生态的改进，当80余年后我们回过头来反思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追求时，《学衡》“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的办刊宗旨[37]，越来越多地得到研究者同情的理解，学衡诸公在学人心目中的形象也随之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例研究学衡派颇有心得的乐黛云教授曾指出：“《学衡》杂志的宗旨与胡适等人提倡的自由主义和陈独秀等人提倡的激进主义构成张力，共同推动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展。”[38]另有研究者认为，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之间只是错位论争、自说自话，因为他们对传统的解读和对西洋文化的选取不同。学衡派强调的是儒家的“仁”，新文化派攻击的是儒家的“礼”；新文化派选取的“新文化”是西洋晚近的一家一派文化，而学衡派看重的是自古希腊以来能代表西洋文化之全体的古典文化。因此，与其说他们是敌对的，不如说他们是互补的。[39]这就从根本上扭转了数十年来把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完全对立起来的研究模式，对深入研究、重新评价学衡派颇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