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之誉宓毁宓者，恒指宓为儒教孔子之徒以维护中国旧礼教为职志，不知宓所资感发及奋斗之力量，实来自西方。质言之，宓最爱读《柏拉图语录》及《新约圣经》。宓看明（一）希腊哲学（二）基督教，为西洋文化之二大源泉，及西洋一切理想事业之原动力。而宓新受教于白璧德师及穆尔先生，亦可云，宓曾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宓持此所得之区区以归，故更能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正。[51]

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先生指出：

一个传统若有很大的转变潜能，在有利的历史适然条件之下，传统的符号及价值系统经过重新的解释与建构，会成为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的过程中仍可维持文化的认同。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传统中的某些成分不但无损于创建一个富有活力的现代社会，反而对这种现代社会的创建提供有力的条件。[52]

五四时期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压力，使得现代性追求几乎淹没了悠久传统的潺潺清流，更使得文化启蒙难以稳健、全面、持久地展开，由此带来的文化上的狭隘功利主义，也堵塞了“创造性地转化”传统资源以参加现代文化建设的大道。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以及迅速地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急迫感，使得五四知识分子选择了“科学”和“民主”，但问题在于，科学和民主及其代表的文化价值取向，并不足以反映整个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全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西方近现代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精神和基督教的传统，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且科学与民主与中国文化传统也并不必然地相冲突。现代化不必以抛弃传统为前提，这是至明的道理。文化的发展，是“连续”与“变革”的统一，而不是“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学衡诸子深谙西方文化转进的历史内涵，认为传统儒学或西方古典主义、基督教的价值理性传统并非与“今”相对立的“古”，或与“新”相对立的“旧”，而是人类文明中连续存在、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这些观点，是学衡派五四观价值之所在。

胡先 曾提出“以欧西文化之眼光，将吾国旧学重新估值”[53]的主张，这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家学者以及学衡派都能形式地接受的提法。所不同的是，胡适提倡整理国故，以“评判的态度”对待中国文化，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方法重估一切价值，其目的不是为了说明、转化传统，而是为了“捉妖”、“打鬼”，为他的西化主张张目；梁漱溟虽不同意胡适的西化观点，但很能认同胡适提出的以“评判的态度”重估传统，他援引现代西方生命哲学来阐释儒学，对历史上被扭曲了的儒学形态有非常严厉的批评，旨在揭示儒学的真价值，以复兴儒学，这是近代以来“中体西用”的翻版；区别于胡适和梁漱溟，学衡派不认为西方晚近的某家某派即能代表整个西方文化，而是主张对西方文化的源流加以彻底的研究，并以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古典主义和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为武器，对中国传统符号和价值系统进行新的诠释和建构，意在从传统中发掘出具有世界性意义和恒久性价值的东西，以充实现代性的内涵。上述三种对中国文化的价值重估，孰优孰劣，不是很清楚吗？遗憾的是，由于缺少林毓生所说的“有利的历史适然条件”，学衡派的努力与激情澎湃的时代潮流不合，显得缓不济急，难以赢得激进青年的首肯，历史上的学衡派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个失败者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