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文化启蒙中，出于救亡图存、再造文明的需要，新旧关系成了研究文化者共同关心的论题。革新派本于历史进化之法则，主张以新文化替代旧文化，新文学替代旧文学。对此，学衡派表示了坚决的反对。他们从哲学的高度深刻地阐述了现代性源于传统的道理。吴宓指出：“进步是传统的不断吸收与适应”，“个人之价值取决于他所吸收的传统的量与质”，进步不是跳跃式的突变，而是“有机生长”。[47]他认为，旧者多含恒久之价值，新者也有真伪之辨。新旧是相对的概念：昨日为新，今日则旧；今日之新，乃层层改变娣嬗而来；不知旧物为何，断无资格言新。“凡论学论事，当究其终始，明其沿革，就已知以求未知，就过去以测未来”，故“不应拘泥于新旧。旧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然反是，则尤不可。”他把物质科学与人事之学作出区分，前者以积累而进步，愈晚出愈精妙；后者因与社会环境和个人天赋有关，“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48]

学衡派对新潮人物弃旧图新、不识不辨的浅见的批评，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即：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历史演变的结果，都有其源头活水，新与旧的对立是相对的，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意义，若截断众流、割断历史，新事物便浮游无根，不仅得不到切实的说明，同时也丧失了再生的基础。现代性要源于传统，任何不从传统出发的现代性都是没有生命力的。

站在与世界文化对话的广阔背景上，学衡派打破古今中西的界限，审慎择取西学精萃，从传统中汲取健全的人生所需的精神资源，这是极具合理性的文化建设方略。“学衡”核心人物曾留学哈佛，亲炙于文学教授、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白璧德虽从未到过东方，也不谙中文，但对中国传统文化却心向往之，认为孔子“克己复礼”的“仁学”与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及其以后的西方人文主义者的精神是一致的。他一再强调在中国开展一个以扬弃儒家思想千百年来累积的学院与形式主义的因素为特质的“新孔教之运动”的重要性[49]，并对他的中国学生寄予了殷切的希望。白璧德对西方自培根以来的科学主义和卢梭以来的感情主义所产生的流弊深表忧虑，提出新人文主义的文化主张加以矫正，这种新人文主义不仅根植于中国儒家传统中，而且也存在于西方古典主义的文化传统中。受此影响，白璧德的中国学生致力于透过历史陈迹，从传统文化中寻找普遍有效、亘古常存、历久弥贵的真善美的东西，挖掘其中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人文精神。梅光迪早在1917年与胡适争辩时就曾阐述过这样一个观念：

我们今天所要的是世界性观念，能够不仅与任一时代的精神相合，而且与一切时代的精神相合。我们必须理解，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然后才能应付当前与未来的生活，这样一来，历史便成为活的东西。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达到某种肯定的标准，用以衡量人类的价值标准，借以判断真伪，与辨别基本的与暂性的事物。[50]

一般认为，学衡派的思想是传统的、保守的，排斥西化不遗余力。这一看法是皮相的。事实上，学衡诸公大多留学欧美，他们的思想学术背景远比新思潮的提倡者更具西方色彩，也更能从西方文化的视角阐发孔子儒学的真价值，他们并不拒绝西学，对现代化和世界性也是心向往之，努力于接通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关系，这是其与传统守旧派绝大的不同。吴宓曾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