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四运动的反思者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开辟新时代的一件大事，不同的党派和学派或许对五四运动会有非常不同的诠释，但无不肯定其对中国近代史的巨大影响。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俨然成了检验他们政治立场和政治觉悟的试金石。1920年5月4日，梁启超于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在《晨报》上发表《“五四纪念日”感言》一文，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给予高度评价，称之为“国史上最有价值之一纪念日”，其价值主要表现在五四运动乃“国人自觉自动之一表征”。晚年梁启超对政治运动已起厌倦之心，对自己的政治生涯常有忏悔，转而尽力于思想文化的创造，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思想文化的基石。但他并不认为政治运动一无价值，他相信，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能收相辅相成之效。在梁启超看来，虽然五四运动乃一局部的政治运动，其成功远不及运动者之所预期，然毕竟不损其价值，因为“此次政治运动，实以文化运动为其原动力，故机缘发于此，而效果乃现于彼，此实因果律必至之符。一年来文化运动磅礴于国中，十九皆‘五四’之赐也。”当然，梁启超也不是对五四运动给予无条件的赞美，在他看来，五四运动并非没有缺点，而是隐含着某种危机，必须加以必要的引导，才能步入正轨并发生更为积极的影响。他认为，政治运动乃一时的，只有文化事业才是永久的事业，若不能从文化方面树一健全的基础，社会就不能洗心革面，无根蒂的政治运动也决然无效。所以，梁启超主张“今后若愿保持增长‘五四’之价值，宜以文化运动为主而以政治运动为辅”，“今日之青年，宜萃全力以从事于文化运动，则将来之有效的政治运动，自孕育于其中。青年诚能于此点得大彻大悟，则‘五四纪念’庶为不虚矣。”[85]

五四运动两个最响亮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赞成还是反对这两个价值取向，是衡量一个人对待五四运动态度的一个重要标尺。梁启超晚年致力于提倡国民运动，认为全民参加的国民运动是民主政治的最好实践，也是建设民主政治的重要一步。他从国民运动的意义上对五四运动作出了辩证的评价，指出国民运动有内政的，也有外交的。“‘五四运动’是国民史上值得特书大书的一件事。因为他那热烈性和普遍性。的确是国民运动的标本。这回运动，从表面看来，性质完全是属于外交的。”一般说来，外交的国民运动，其价值不如内政的国民运动大，但即使如此，五四运动还是有效果的，例：叫欧美一般人知道“日本人欺负中国”；让日本人晓得中国民气和世界舆论的可怕等，当然，梁启超认为五四运动最重要的效果是“因为这种运动，引起多数青年的自觉心，因此全国思想界忽呈活气。”他认为五四运动表示中国人有从事国民运动的可能性，希望将来因此引起别种国民运动。[86]

对五四运动之提倡科学，梁启超也表示有条件的支持，但他担心科学在一切领域里当权，会导致哲学、道德的让位。梁启超曾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对欧洲流行的科学一元价值观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责西洋“哲学家简直是投降到科学家的旗下了”，西洋人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从而否认了人类的自由意志，否认了道德。“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一个大关键了。”[87]梁启超此论一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些误解，被视为科学的反对者。其实，如果把梁启超菲薄科学的言论提升到哲学价值的层次来考察，他显然不是简单的反科学，相反，他为科学在中国取得的进步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并加以赞美。他反对的只是把自然科学所发现的抽象规律、普遍原则无限制地用于指导人文科学的研究，用来解释人生，即所谓的“唯科学主义”，而这正是当时国内新文化运动中的左右两翼所热心以求的。在梁看来，科学实证派和唯物史观派，用科学法则和物质的原因去解释人生观，将不同的内部生活纳入同一个理性模式或“必然法则”之下，使人生被动而非自动，“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88]可见，梁启超是有感于人类价值的失落，起而诋毁“科学万能”思想的。他以中国的人文传统对抗西方的科学传统，试图通过对人文精神的追念和关怀，润泽人们枯寂的心灵，丰富其生活的内涵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