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当时一些思想激进的青年满足于空喊科学的口号不同，梁启超更多地从理性层面理解科学，对“科学是什么”的问题给予学理的解答，并以实际行动捍卫科学的价值。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往往喜作宣传式的呐喊，在不知晓究竟什么是科学的情况下，对科学大唱赞歌，结果其学问与行为弄得个非科学乃至反科学。从五四时期的“科学万能”、“科学崇拜”可以看出，当时尽管科学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实则是缺乏科学精神的。梁启超对五四思想界貌似科学实则非科学的现象深恶痛绝，1922年8月31日，他在长沙第一中学作“什么是新文化”的演讲，对提倡新文化者的人格进行了批评。他指出：“这几年来所谓新文化运动，举国的先觉相率提倡，一般青年勇猛前进；这是一个顶好的现象，但是口头讲的很多，你右问他什么是新文化？却又有许多答不出来，即或答了出来，也是一个人一样。”思想趋新的人往往不喜欢以科学的方法对事物作科学的理解与科学的研究，喜大好空，不肯以切实的功夫，以确实的证据，作窄而深的研究。“我相信素来讲新文化的人对于科学是不能诋毁的，但是现在我们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人，不多未曾经过此番工夫，轻信附和，人云亦云。……现在新文化的好处固多，坏处也有，坏处就是在这里！希望我们以后有志于新文化运动的，赶紧对于从前走错了的路不要走了！”“我希望青年们——要作新文化运动，应当要‘知识上，非做到科学的理解不可；在道德—品格上，非做到自律的情操不可’！”[89]

同年8月20日，梁启超应南通科学社之邀作《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讲演，以门外汉的身份表达了对科学的爱恋之情。他认为提倡科学的人其实并不了解科学性质，不知道科学本身的价值，他们大多喜欢形而上的东西，不肯真正的去研究科学，新文化运动其内容“大抵最流行的莫过于讲政治上经济上这样主义那样主义，我替他起个名字，叫做‘西装的治国平天下大经纶’。次流行的莫过于讲哲学上文学上这种精神那种精神，我也替他起个名字，叫做‘西装的超凡入圣大本领’。至那些脚踏实地平淡无奇的科学，试问有几个人肯去讲求？──学校中能够有几处像样子的科学讲座？有了，几个人肯去听？出版界能够有几部有价值的科学书，几篇有价值的科学论文？有了，几个人肯去读？……直到今日，还是最爱说空话的人最受社会欢迎。”[90]

可见，五四时期一些讲新文化的人是以非科学的方式提倡科学，这种情况不改变，科学便无处生根，成绩也不会理想。梁启超对科学万能论的批判，是其反思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健康发展并结出理想的果实是有积极意义的。

注释：

[1]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年2月15日《新青年》第1第6号。

[2] 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7页。冯友兰读胡适的书获得如此的印象，只能说明他是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上观照胡适的学术批判的，事实上，胡著对中国哲学中的知识论传统和非儒学派的名学思想有许多的推崇。冯友兰的观察显然带有情绪化的倾向。

[3] 钱 穆：《中国文化精神》，台北：三民书局1973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