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张君劢：《人生观》，收入《人生观之论战》（上），上海：泰东图书局1925年版。

[27] 例台湾新儒家方东美指出：“科学追求真理虽然也是令人向往，但若一旦逾位越界，连哲学都被科学化，便深具排他性……成为科学的附庸，不谈价值问题，则其昏念虚妄必戕害理性的伟大作用，而无法形成雄健的思想体系。”（《中国人生哲学》，台北：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85页）。

[28] 徐复观：《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北：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77页。

[29] 钱 穆：《国学概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十版，第157页。

[30]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一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1、第208页。

[31] 转引自罗义俊《当代关于＜坛经＞作者的一场争论》，《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 4期。

[32] 牟宗三：《＜历史哲学＞自序》，《历史哲学》，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版。

[33] 钱 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34] 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徐复观：《中国文化与世界》，香港《民主评论》9卷1期，1958年1月。

[35] 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1年版，第818页。

[37] 《学衡杂志简章》，孙尚扬、郭兰芳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页。

[38] 乐黛云：《吴宓与东南大学》，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编：《东南大学文科百年纪行》，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264页。

[39] 蒋书丽：《学衡派和新文化派的错位论争》，《人文杂志》2004年第6期。

[40][43]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3页。

[41][42] 吴 宓：《吴宓自编年谱》，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77、209-210页。

[44]《学衡》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并未获致认真的讨论，对中国文化特质的认识和对中西文化交汇和文化道德理想的关注，亦未引起注意，甚至被冷落。鲁迅当年即讥讽学衡派的言论用“几个假古董所放的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订好，更何论于他所称的轻重的是非！”（《估〈学衡〉》，《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7页）1922年2月4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东南大学梅迪生等出的《学衡》，几乎专是攻击我的”，这天的日记上胡适还留了一首打油诗，讥讽《学衡》是“一本《学骂》”。（《胡适的日记》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8页）胡适同年在梳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时又说：“今年（1922）南京出了一种《学衡》，登出几个留学生的反对论，也只能谩骂一场，说不出什么理由来。……《学衡》的议论，大概是反对文学革命的尾声了。我可以大胆说，文学革命已过了议论的时期，反对党已破产了。”（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262页）过了些年，编《新文学大系》的《文学论争集》时，郑振铎论及《学衡》道：“他们当时都在南京的东南大学教书，仿佛是要和北京大学形成对抗的局势。林琴南们对于新文学的攻击，是纯然的出于卫道的热忱，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来说话的。但胡梅辈（指胡先梅光迪、吴宓等学衡诸公——笔者）却站在‘古典派’的立场来说话了。他们引致了好些西洋的文艺理论来做护身符。声势当然和林琴南、张厚载们有些不同，但终于‘时势已非’，他们是来得太晚了一些。新文学运动已成了燎原之势，决非他们的书生的微力所能摇撼其万一的了。”（《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