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徐复观：《五十年来的中国学术文化》，徐复观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人文精神之阐扬》，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

[5][18] 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载香港《明报月刊》第21卷第1、2、3期，1986年1－3月。

[6][36]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4页。

[7][19] 贺 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8] 现代新儒家普遍反对以西方标准来裁判中国哲学，认为中国哲学具有区别于西学的独特价值。牟宗三曾指出：“站在西方哲学的立场，中国哲学似无价值，……他们一睁开双眼，便仿佛除了科学与民主，什么都看不见。一切的道德宗教，仿佛都变为隐形的了。其实，科学技术、民主政治的重要，是人所共知的，很少人会愚蠢到认为中国不须要科学与民主。然而，人类还有其他方面的文化与学问，即是上面说过的心性之学。”（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

[9] 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8月版，第132页。

[10] 熊十力：《文化与哲学》，《中国本位文化讨论集》，台北：帕粘尔书店1980年版，第165页。

[11] 贺 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文化与人生》第62页。

[12] 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北京：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98页

[13] 梁漱溟：《精神陶炼要旨》，《梁漱溟教育文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164页。

[14] 钱 穆：《国学概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62页。

[15] 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54４页。

[16] 杜维明：《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1页。

[17] 梁漱溟：《漱溟卅后文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21页。

[20] 冯友兰：《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四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6页。

[21] 冯友兰：《南渡集》，《三松堂全集》第五卷，第435页。

[22] 王国维：《三十自述》，《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第15册，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王国维所谓可信的哲学，主要是指科学实证论，可爱的哲学则是指康德、叔本华“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纯粹之美学”，前者重理，后者重情。

[23] 例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致胡适信，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33－134页）；以及钱玄同“对于迂谬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尚有何种商量文学之话可说乎！”（钱玄同致胡适信，载《胡适文存》一集卷一）之类武断的学风，与他们提倡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是相悖的。至于以科学法则裁制一切学问，剥夺玄学的正当合法性，也不是科学的态度。

[24] 丁文江：《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收入《科学与人生观》，上海：泰东图书馆1923年版。

[25] 参见拙作《晚年梁启超与现代新儒家》，《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