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是中国百年史上十分重要的界标，中国社会由此实质性地告别中世纪，蹈上现代化的征程。中国现代史上叱咤风云的学界和政界人物，都与这场运动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他们对五四运动的参与及日后的评判，无不在其学术生命和政治生命中发生重大的影响，成为他们学术开展和政治意识形态重塑的重要资源。近百年来，孙中山研究者的兴趣大多集中在辛亥年间和民国初年以及国共合作时期，而对孙中山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则缺少关注的热情，[1]即便是周策纵的名著《五四运动》，也对五四时期孙中山的表现语焉不详。这或许是由于“孙中山与五四运动”这一论题过于复杂，且孙中山集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于一身的特点，决定了他对五四运动的回应充满矛盾，稍有不慎，研究结论便有可能陷于以偏概全的境地，严重的甚至会促动人们的政治神经。

（一）五四运动的旁观者而非领导者

五四运动是激于民族危机而产生的爱国救亡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总称，时间跨度大致从1915-1923年，以1919年“五四事件”为界，分为前、中、后三期，前期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爱国政治运动作好了思想舆论的准备，而五四爱国政治运动的爆发，又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深层次的发展。思想启蒙与政治救亡共同构成了五四运动相互交织的两大资源。

五四运动是由何种力量发动和领导的，这是一个学界和政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学界的意见分歧暂置不论。政界关于五四话语权和领导权的争夺，实际上是为自己寻求领导中国革命的合法性，但任何没有史实依据的五四诠释，在学术层面都是站不住脚的。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说五四运动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领导，不免以偏概全，有夸大、拔高共产党人领导作用的嫌疑，而且在作这种诠释时存在着时间上的困难；认为五四运动由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领导，说“五四运动，是中山先生集了大成，竖起主义，学生起来，发动了一个崭新的划时代的文化运动”，[2]也只能被视作是服务于国民党政治意识形态需要而作出的严重失实的误判；至于日本人所谓梁启超研究系在五四运动中扮演着领导者角色，是不符合五四运动的实际进程，也是不能服人的。相比较而言，我们更有理由倾向于认为，五四运动是迫于救亡图存的需要而自发地形成的、追求现代性和民族独立的运动，它是前期新文化运动和国内外形势发展以及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演进的必然结果。许多政治党派和形形色色的学术团体，都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和走向产生过或大或小、或好或坏的影响，任何单方面的夸大其辞，均有失实的危险。熟知文坛掌故的著名报人曹聚仁曾直言不讳道：“五四运动，乃是一群知识分子觉醒了以后的集团行动，几乎和任何政团没有直接关系。”[3]据此判断，五四运动与政团关系很松散，而与知识界关系密切。从五四运动的整体来观察，曹氏的断语是可信的。海外学者陈万雄、许华茨的研究[4]，以及五四当事人陈独秀晚年的回忆，都证明了这一点。陈独秀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5]这是迄今为止不带党派和学派意气的最负责任的判断，鉴于陈独秀乃“五四运动总司令”的角色身份，这个结论应该是难以动摇的，《新青年》同人和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是这场运动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