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辛亥革命不曾有的姿态出现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它又和孙中山领导的这次革命有着历史的联系。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辛亥革命在成功与失败的双重意义上影响了五四运动。一方面，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催生了民主共和思想的发展，为新一轮的思想启蒙运动扫清了制度性障碍；另一方面，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促使先进的中国人探求新的解放道路，在思想和政治层面继续进行深刻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都使五四运动不可避免。从这层意义上说，孙中山无疑是间接地有功于五四运动的。

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更名为中国国民党），是五四时期最有实力、也最负盛名的政治党派，孙中山本人在国人心目中也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我们认为，在前五四时期，孙中山及他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是有负于国人特别是知识青年的厚望的。辛亥革命后的十年左右时间，是孙中山革命道路最为曲折的低潮时期，可谓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鉴于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的失败，五四运动爆发前夕，孙中山一方面致力于思想理论建设，一方面继续以军事斗争的形式从事革命事业，而对五四运动的爆发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忽视了思想文化革新的重要性和群众运动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因而对五四运动意义的认识是很不到位的。

在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孙中山似乎缺少杰出政治家应有的政治灵敏，对五四运动不愿表态，使得一些寄望于他的人大失所望。由于他对形势的发展未置任何评议，社会上不免有些传言，有一位名叫马逢伯的人，特别致函孙中山，询问此事：“前在羊城，获聆伟论，敬佩私衷，固无已也。顾此次外交失败，凡有血气者，莫不奋起；乃我公噤不一语，以开国之伟人，效刘胜之寒蝉，真令人百思不解其故。蜚语传来，谓我公与徐、段一鼻孔出气，然耶？否耶？我公而不欲解此嘲，则亦已耳。否则盍一言以慰国人之望乎？”这几乎是用激将法激孙中山就五四运动表态。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仍没有亲自回复马逢伯，而只是请他人代笔表白自己的态度。1919年6月5日，孙中山批曰：“代答以近日闭户著书，不问外事，如国民果欲闻先生之言，则书出版时，望为传布可也。”[6] 8月28日，孙中山在《致日本廖凤书》中又说：

文近时观察国事，以为欲图根本救治，非使国民群怀觉悟不可。故近仍闭户著书，冀以学说唤醒社会。政象纷纭，未暇问也。[7]

在五四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的关键时刻，当热血青年引颈企盼国内最大政党党魁对运动有所指示的情况下，孙中山竟无暇过问政象，把著书立说作为他的头等大事，而对学生直接行动，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和及时的支持、指导，甚至不愿发一言以释疑团。由此判断，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孙中山，此时仍未能认识到五四运动是一场足以影响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伟大的运动，因而，他只是以旁观者的姿态站在五四运动的边缘，致使他本人及中华革命党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大大降低。身与五四运动的张国焘为这一结论提供了佐证，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五四时期的一班青年“即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也因其混乱及反日面目的不够鲜明，不寄予甚大的希望。”[8]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孙中山与五四运动的疏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