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孙中山提出了著名的三民主义。辛亥革命后，他曾认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目标已经达到，所剩只有“民生主义”一项，因此一度热心于民生问题的解决。然而，民国的招牌下隐藏着的是军阀专制、民不聊生、中华民族继续受欺的实质，在失败的痛苦中，孙中山重新思考了许多问题。经过“二次革命”，他在1914年组织中华革命党时，才又提出“民权”的任务，加上“民生”也只是二民主义。孙中山比较系统地对三民主义作出新的阐释，是在五四运动后，这是他受惠于五四运动的一个方面。

孙中山1920年11月在一次演说中公开宣称：“有人说：‘清室推翻以后，民族主义可以不要’。这话实在错了。”[25]继而提出实行积极的民族主义，反对世界主义的主张。他强调中国人的天职即是恢复民族主义，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列强因为恐怕我们有了这种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种似是而非的道理，主张世界主义来煽惑我们……。近日中国的新青年，主张新文化，反对民族主义，就是被这种道理所诱惑。但是这种道理，不是受屈的民族所应该讲的。”[26]孙中山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在知识构成的意义上无宁说是一位世界主义者。他五四时期屡次强调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反对时髦的世界主义，难以赢得五四新潮青年的理解。应该说，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是一对矛盾。既然是一对矛盾，就必然地有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一面；也必然地有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另一面。倡导世界主义而反对民族主义，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以牺牲民族利益为代价，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的倡导者即是一个显例；同样，强调民族主义而反对世界主义，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与世界文明为敌、一定要实行关门主义，孙中山、梁启超中西取长补短的文化观即能说明这一点。孙中山并不盲目地排斥一切世界主义，而只是认为提倡世界主义不合时宜，因而对五四新青年之反对民族主义深表忧虑。20世纪20年代初年胡适与孙中山之间意识形态方面的紧张关系，只能说明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现代中国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未能获得健康的发展，孙中山与胡适均难辞其咎。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价值重估”的旗帜，注重科学、民主、自由、个性等现代性追求，积极推进民众思想启蒙。对此，孙中山的态度是矛盾复杂的。除开科学一项外，孙中山站在弘扬民族精神的角度，对五四价值祈向给予了基本的否定。对于自由，孙中山作出了区别于五四新思潮的独特的解释，认为西方现代的自由民主是西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于中国来说，“自古以来，虽无自由之名，而确有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不必再去多求了”，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个人没有自由，而是民族没有自由。而一般学生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得到了自由思想，没有别的地方用，便拿到学校内去用。于是生出学潮，美其名说是争自由”。自由用得不得其所。在个人自由与群体利益之间，孙中山选择了后者。在他看来，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误解了西方的平等自由。在中国，军人、官吏、党员、学生不但不应讲自由，而且应该牺牲自由，他甚至认为凡是政治团体的分子都不应讲自由，以免分散政治团体。总之，自由“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27]不难看出，孙中山对自由的批判，主要是针对其对群体力量的瓦解；孙中山放弃“自由”的观念，主要在于他认为其不利于国家、民族这一群体的利益。诚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孙中山心灵深处，集体权利（民权、民生、民族）是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利必须跪倒在它的脚下，听从它的审判与定夺。”[28]孙中山关于牺牲个人自由以确保国家自由的思想，是五四运动救亡压倒启蒙的一个例证，严复等早期自由主义者晚年自由观的转变，也有着与孙中山相似的解释背景和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