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说来，孙中山是以民族主义为准则来评判五四运动的意义和价值的，五四所具有的理性批判、思想启蒙的意义则被遮敝了。五四运动史研究专家周策纵先生指出：

孙中山在逝世前曾以政治的理由对学生和新文化运动给予了支持。但他从民族主义的理由出发，从未完全同意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孙中山对于五四运动的这种矛盾态度，导致后来常常在国民党内部出现争论和混乱。[29]

孙中山带有矛盾的五四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五四时代国民党领导人对待五四态度的复杂性。国民党一方面需要五四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资源来号召青年，增强自身的凝聚力；但在另一方面，五四的批判传统、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及其行为方式等对他们重建政治、文化秩序的努力产生了内在的冲突。因此，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注重发掘五四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和救亡意识，而极力回避以理性批判为内核的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意义。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威，国民党不允许个人自由对官方统治秩序的挑战，他们不惜牺牲五四后期积累起来的一点点追求新潮的名誉，在思想文化领域全面与五四精神相对抗，意识形态上着力构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道统”为核心的文化保守主义，提倡新生活运动和中国本位文化，试图以此恢复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国民党遭到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实是势所必然。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也是五四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念的积极倡导者，不管国内形势如何变化，胡适是少数几位始终不曾放弃理性批判的自由主义文化立场的人之一。对胡适来说，国民党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无疑是历史的反动，他遂挺身而出捍卫五四成果，于1928-1930年间，公开发表系列文章，炮轰国民党的文化保守主义和集权政治，并且矛头直指孙中山。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中，他“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指责国民党人盲目崇拜传统文化和排斥新思想，是出于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是对五四精神的公然背叛。他认为国民党在1924年之所以得到人民的支持，是由于他们能够顺应时代潮流，进行了“思想之变化”。而现在所以大失民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30]应该说，胡适为了捍卫五四成果对国民党保守思想的批判是十分严厉的，也是十分大胆的，是冒着遭受严厉惩处的风险的，维护了自己自由主义者的形象，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争了面子。但国民党不仅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而有所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朝五四的反方向愈走愈远。国民党后来逐渐失去人心，自由主义者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终演失败者的角色，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孙中山是中国国民党首席领袖，他对五四运动抱持什么样的态度，不仅会影响到五四运动的后续发展，而且会影响到中国现代政治理论的构建和政治实践的走向。研究中国现代政党政治和孙中山晚年的思想转变及其革命策略的调整，不能不研究孙中山与五四运动的互动关系。孙中山对待五四运动态度的矛盾性，决定了我们不能就孙中山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作了简单的判断，而要作全面的、辩证的分析、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