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降，国门洞开，有识之士无不以反省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为己任，对照发达国家寻找自己的差距，成为千篇一律的思维模式。古语说得好：“学然后知不足”。国人先是从器物上感觉不足，遂有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辈的洋务自强运动，但中日甲午一役，使惨淡经营数十年的北洋舰队与洋务救国梦同沉海底；于是又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康有为、梁启超走向历史前台，领导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运动，结果是康梁亡命日本，六君子上断头台；改良不行就进行激进的社会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不久便被袁世恺窃取，“民国”成了一块空招牌。这表明：在不触动传统思想文化的前提下，任何政治改良或革命，都不足以使老迈的帝国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历史的教训促使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新时代的思想者，致力于思想文艺的革新，以此为社会改造的基础，从而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由于形势的紧迫和时间的短促，各式各样的新思潮在登台亮相时显得步骤凌乱，但场面却波澜壮阔。90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这场伟大的文化革新运动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令人遗憾的是，革命党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近年虽已有人注意到孙中山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但评价颇不一致，至于其他一些革命党早期理论家，如朱执信、戴季陶、廖仲恺、胡汉民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则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为弥补这一缺憾，本文以朱执信为个案，集中讨论革命党早期理论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

（一）对新文化运动迟到的赞助

历史研究最忌脱离事实的主观臆想和缺乏历史观念的笼统论断，笔者认为，研究、讨论革命党人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应以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为界。一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青年杂志》的出版发行为起点，以1923年“科玄论战”所显示出的新思潮阵营的分化为终点，前后差不多七、八年的时间，是弘扬科学、民主的价值，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勿庸讳言，经二次革命的挫败，革命党人仍一如既往，专注于上层的政治活动和诉之于军事行动，对正在进行中的如火如荼的文化革新运动漠然视之，是新思潮运动的旁观者，这是不争的事实；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学生，开始以一股伟大的力量展示在世人面前，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历史的进程，受此刺激，一些觉悟了的革命党理论家，才逐渐理解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所包涵的更广泛的意义和重要性，开始对学生运动给予切实的指导，对新文化运动也表示了应有的兴趣，并以实际行动加入到此运动中来。1919年10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与时俱进，认清了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的潮流，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接纳了许多五四时期的爱国青年。自此，国民党从思想到组织、干部，面貌为之一新。

革命党人对新文化运动前后态度反差明显，一个合理的解释是：五四运动的爆发，促使革命党人有所醒悟，使之逐渐认清形势，明确革命的目标、方向以及推动革命的基本力量；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大潮中，为了免遭麻木、落伍、被动、放弃责任等指责，并吸引更多的知识青年的同情与支持，革命党人及时把握住新文化运动的有利时机，加强与新文化人的联系，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在“六三运动”后五日，孙中山即命戴季陶、沈玄庐等创办以白话行文的《星期评论》；同时由叶楚伧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也改用白话文发行，并且增设“觉悟”一栏，提倡世界新思潮；8月1日，胡汉民、朱执信等创办的《建设》杂志也在上海出版。这些刊物一经面世，则站在时代的前列，汇聚在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成为该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