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朱执信革命思想发生实质性转变的宣言，五四运动爆发后，朱执信迎来了一生中著述最勤、成果最丰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与看法，都陆续发表在《建设》杂志、《星期评论》、《民国日报》、《上海晨报》及漳州的《闽星》半周刊上。

与对文学隔膜的孙中山有异，朱执信先期对“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有所保留，赞成白话体而不写白话文。但后来他改用白话文，并在胡怀琛与胡适就《尝试集》及关于新诗音节的讨论中，结合胡适的《谈新诗》表述己见，反驳胡怀琛，而深化胡适的论点。

白话文的刊物早在民国以前已见刊行，但作为一场文学革新运动，勃发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其标志是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发表。朱执信虽然古文与旧诗词的造诣都极深厚，但他不像那些“斥桐城为谬种，以选学为妖孽”的文学革命论者的偏激，以为文言是贵族式的语言，有违平民主义，最多只是“供二三同好趣味玩赏之文”而已，其不能再普遍留用是必然的事。[35]鉴于白话文普及的必然性与“宣明学说”的重要性，朱执信毅然的大力支持白话文运动，同时对文言也采取了极有限度的保留。在《建设》杂志初刊的时候，他即已表明了对文言白话的态度：以渐近自然之故主张采用白话，但由于白话还有不完全之处，故在必要时仍不妨以文补白。他很能体会白话的好处，认为白话是活的，文言虽不能说是已死的文字，但至少也是“中风麻痹”的，因运用不灵便而不能不主张白话。活在自己嘴上、活在别人耳朵里的白话变成活在眼睛里的白话文，它的长处：从应用上讲，不至于意思不对；从艺术上说，在表现“幻想的实在”时，可以避免文言古典选字的累赘。以语文的“活”与“自然”作为衡量的标准，他认为地方的土语最好，最能达到宣传新思潮的效果，因而赞成地方性的作品，不妨以土话作文。[36]这种主张不能不说是白话文运动的一种最彻底的尝试。朱执信以文补白的主张，初看起来是文白夹杂不伦不类的论调，但一些语义简单的文言应用到白话文中，久而久之也成了白话的一部分，正好弥补了口语的不足，充分地发挥文字表达思想的功能，这正是他这一主张的初衷。

五四期间，白话诗的尝试与提倡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方面。胡适倡导说理的诗，反对无病之呻吟。对诗的音节，主张全靠语气的自然和谐来表达，用韵则用现代的韵，平仄互押，但没有韵也无妨。朱执信对胡适这些新诗的论点都很赞同，新文化运动以后，他就再不作旧体诗词，相反，他不仅做了几首出色的白话新诗，而且还对新诗的作法下过一番研究的功夫。其时他曾和胡适、胡怀琛往复讨论新诗的作法，对白话诗的音节，尤有特别见地。他说：“诗的音节是不能独立的，诗的音节必须顺着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凡能充分表现诗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轻重，自然高下的，便是诗的最好音节。”在朱执信看来，不仅诗的音节不能孤立，甚至于文章也一样，一切文章中文字的高下长短，必须跟着意思的转折来变换，这就是“声随意转”的意思，古人叫做“天籁”，译成白话，便是自然的音节。如果能做到这一层，便能作最好的白话诗了。可惜五四以后，许多自命诗家的新诗人都不注意也不懂新诗的音节，结果作出来的新诗，都和中国语言字音相抵触，既不能念得琅琅上口，“吟”当然更办不到，其结果，正如朱执信在新文化运动时所预期的一样，最后“弄到诗的破产”[37]的地步，这不能不说是新诗流变的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