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的正统上，小说与戏曲都不能登大雅之堂，朱执信站在胡适一边，为白话小说的地位鸣不平，他不仅赞成白话文、白话诗，而且赞成白话小说。他在《建设》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超儿》的白话短篇小说，用简洁对话方式，生动地说明了“欲支配人者，人恒支配之”的哲理。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是《建设》杂志唯一的一篇白话小说，也是朱执信唯一的一篇小说，朱执信本人更是“建设社”社员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发表白话小说的唯一一人。以一位古典文学修养深厚的革命理论家，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参与文学革命，倡论白话文，发表语体诗、白话小说，其勇于迎接时代潮流，独辟蹊径，自成一格，可谓难能可贵。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价值祈向是反封建传统，提倡现代人格，妇女问题自然是新文化运动的应有之义。中国自古即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尊女卑”、“三纲五常”及“三从四德”等道德观念，这一切把中国妇女拘束得变成了男人的附属品，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社会地位。1919年，北京女高师一女学生名叫李超，因被过继的哥哥侵占先人的遗产不能续学而病死，这一事件引起热心于女权运动的新文化界的强烈关注。进步人士专门为李超女士召开了一次追悼大会，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亲赴追悼会并发表演说，控诉封建制度，为女子享有与男子同等的财产继承权和受教育权而呼喊，胡适还破天荒地为这位素不相识的可怜女学生作了一篇长传，宣言女子可以为后，也应当承袭财产。朱执信等革命党人，是女权运动的热心倡导者，自然对妇女地位的提高寄予莫大的关切。他发表《女学生应该承袭的财产》一文，以呼应胡适《李超传》中的见解。他在文章中指出，仅仅主张女子可以为后，女子应当可以承袭财产，尚不算把准脉心，问题的根核在于私有财产制和封建家族制度，根本上国民不论男女，不管贫富都应该受到免费教育，使千金小姐与贫穷女工一样的受到国家的照顾。[38]不仅如此，朱执信还把女子解放与男子解放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是社会解放过程中一体之两面，光表面上的夫权、同居权、抚养权等解决是不够的，“一定要把平日的生活和婚姻制度相连的━━性欲、孕育、家事━━诸男女分功［工］问题，一一能下解决，始能算解放”，女子解放与男子解放是同一件事情。[39]

（三）反对“以暴易暴”式的偶像破坏论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看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化神奇为腐朽、由神圣走向世俗化是其内在理路。世俗化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由科学发展的结果，它主张破除诡秘，扫除盲目的权威与偶像崇拜，而走向实证与理性。科学与民主是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旗帜，持科学的态度，就很自然的会导向权威与偶像的打破论。所不同的是，五四时期激进的知识分子在打倒历史地形成的权威与偶像时，不自觉地用自己的手塑造了新的权威与偶像，他们“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喊口号者的一些做法却是非科学、非民主的。如陈独秀确信文学革命的方向是正确的，容不下任何批评、反对白话文学的主张，说什么“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40]又如，陈独秀、胡适等新思潮的领袖们在反封建的同时，以“偶像破坏者”的姿态，向传统、神圣、权威发出了挑战，在高扬科学价值，反对玄学和封建迷信的同时，对科学的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竭尽美化之能事，主张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让科学在一切领域里当权，从而导致科学万能论，最终走向了科学的反面。我们绝不怀疑五四新一代知识分子追求科学、崇尚科学的诚心，在意识层面上，他们是科学理性的坚定捍卫者，这是确实的，但在行为层面上，他们大多是浪漫主义者，与真正的科学精神相去甚远。对于五四知识分子诸如此类的“两歧性”，海外学者余英时有过精彩的揭示。他指出：“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像；另一方面，他们却极需偶像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41]从这段二律背反式的评论中，我们尤其能体会到朱执信见解的可贵。他没有因强调科学理性而导向科学崇拜，没有因批判传统而滑入浪漫主义或全盘西化，其反对“以暴易暴”式的偶像破坏论，恰似对五四知识分子“两歧性”的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