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五四研究似有成为显学之势，北京大学及其师生在五四期间的所思所为，自然一再被论者提及。但令人不解的是，担任北大校长长达十余年之久，亲身参与、见证了五四全过程的著名教育家蒋梦麟，却始终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以致五十岁以下的人对蒋氏其人其说，变得非常隔膜。其实，蒋氏的中西文化观富有卓识，议论精要而独具慧眼，是现代教育理念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行者之一，对五四学生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给予了热情的赞颂和理性的反思。认真梳理、总结这一份思想文化遗产，对于丰富和完善五四研究的内涵乃至今天的新文化建设，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亦中亦西的文化观

早在1909年，留学美国的蒋梦麟在大西洋彼岸初访孙中山，给后者留下的第一印象是：

少贤（蒋梦麟字少贤）他日当为中国教育泰斗，非知之艰行之为艰，少贤有焉！然对于革命议论，风发泉涌，笔利如刀，又宣传家大手笔也。文学革命时期，不能少此人！[52]

后来的事实表明，孙中山可谓慧眼识人。蒋氏在美国求学时期，即喜谈中西文化异同问题，一方面，热情接受、拥抱西洋文化，同时对于中国的优良文化传统，又主张保存和发扬，这样一种温和中正的中西文化观，理所当然地得到怀抱同样文化夙愿的孙中山的赞赏。但在狂飙突进、悲壮激昂的五四革命时代，却难以赢得激进青年的同情，他那富有哲学意味的文化反思，注定要随着时势的推移才能日显其价值合理性。

在五四东西文化大论战中，蒋梦麟虽不赞同全盘西化，但主张积极地、有系统地引进西方文化。他认为：“文化是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如果能够不断吸收新的养分，经常保持新陈代谢的作用，则古旧的文化，可以更新，即使衰老了，也还可以复兴。”[53]这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和复兴，要依赖于吸收西方文化的新的养分，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而言，值得忧虑的不是西方文化太多，而是西方文化太少。

1919年始，蒋梦麟出任新教育共进社创办的《新教育》月刊主编，撰写发表了多篇宣传新教育、新文化、新思想的论文，其求变、求新的心理与当时国内思想文化界的动向基本上一致，因而在知识上、心理上和思想境界上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国立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与盲目排外的守旧冬烘和全失信心的全盘西化论者不同，蒋梦麟的知识系统可谓中西俱萃。他在青少年时代曾饱读古书，常常为读经史子集而深夜不眠，这种苦功使得他不仅对本国文化有精深的了解，而且更容易契入西方文化的内核，形成中西互释的思维模式。即对于中国思想与文化，尽量用西方人的眼光来观察和评判；相反，对于西方的思想与文化，则又尽量站在中国人和东方民族的立场上，进行观察、研究和批判。他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检讨中西思想，明其异同，观其会通，而就其彼此相对的价值，各还其本来面目，既不存心鄙视，也不存心夸张，而只是根据他渊博的中西学术修养和高度的智慧来加以客观的衡量和评价。有时中西两个尺度彼此渗透交融，难分轻重，“有时更可能用一种混合的尺度，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尺度，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54]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他都是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合适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