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注重实用的急切心理。蒋梦麟从乃师杜威处领教了“一件事若过于注重实用，就反为不切实用”的道理，继承前任校长蔡元培“为学问而学问”的原则，相信只有远离实用，才有真正的实用，只有远离炮弹，才能真正接近炮弹。还在留学美国时期，蒋梦麟就已阅读了大量的希腊哲学家的著作，对西方科学的进步和物质文明发达的根由，有了深切的认识。在他的思想认识中，柏拉图热衷于研究几何学，并不是为了几何学的实际用途，而是想发展思想的抽象力，并训练心智使之能正确而活泼地思考。柏拉图把思想的抽象力和正确的思考能力应用在伦理与政治上，结果奠定了西方社会哲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把它们应用在研究具体事物的真实性上，结果奠定了物质科学的基础。因此，归国后他在不同场合的讲演中，屡次提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的名字，但在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主题的非常时期，在久受“经世致用”传统醺染的知识分子心目中，这种直追源头的探本之举是缓不济急的，因而难以进人脑、入人心。经此失败的教训，蒋梦麟采用先后倒置的办法，改变策略转而鼓吹自然科学的研究，不再坚持让大家先去看看源头，反而引大家先去看看水流。人们“看到水流以后，自然而然会探本穷源。”[65]

第三，政治关切不能以牺牲学问事业为代价。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陈独秀等人均有不谈政治的初衷，希冀从思想学术层面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政治的革新建立基础。五四运动以后，青年学生为胜利所陶醉，罢课学潮一发不可收拾，在形成好的风气的同时，也助长了恶习，事势的发展大出新文化倡导者的意料之外。为此，身为代理校长的蒋梦麟与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认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青年学生出来干预政治乃必然之势，事实证明也发生了好的效果。但学生放弃学业干预政治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小则学问、精神受到损失，大则国家前途失去了思想学术的基础。因此，他们希望学生改变运动的方向。[66]

1919年7月23日，北京大学学生全体集会欢迎蒋代表蔡元培到校主持校务。蒋发表即席演讲，援引德国民族复兴的例子，引导学生走学术救国的道路：

……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西洋文化先进国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积聚而成，非旦夕可几。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地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及？[67]

这篇演说被罗家伦认为是蒋梦麟生平最重要的一篇演说。[68]

中国知识分子素有“议而不治”的传统，一旦转为“不议而治”，那就成了实践家、政治家，而不再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在于从事思想文化的创造和普遍原则的确立，与实际政治事务则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即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1923年11月，蒋梦麟在北京《晨报》发表《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教育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看法。在五四知识界看来，政治问题当在政治之外解决，否则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终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政治腐败的根源在于社会不良，而社会不良的根源又在科学、学术、思想的不发达。因此，要改良社会，先要提倡科学、学术、思想。“这不但是他界看了有些迂远，知识界自身有时也觉得有讨论的必要。因为政治不良，于改良社会，发展学术、科学、思想等等，有许多的阻力；有时简直是行不通。知识界这几年来，自己所受的苦痛，所得的经验，足以证明这话是不错的。”可见，研究实际政治的责任，知识界是不能逃避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蒋梦麟早在1920年就与胡适、陶孟和、李大钊、高一涵等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对北京政府的思想专制进行了有力的抗争。但“知识界要讨论或参与实际政治，决不可忘了自身的本职；发展学术、科学、思想等等。于本身上站不住脚，哪里配谈改良政治。也不可利用自身的本职，做避世的桃源，或忘了那学术、科学、思想等等和世务不可隔离的。”这决不是蒋梦麟一个人的困惑，无宁说是一个时代的困惑，陈独秀、胡适、梁启超等在思想界叱咤风云的浪潮人物，无不游离于学术与政治之间，陷于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五四新文化运动未能取得理想的成绩，实有以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