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吾国之新潮,发韧于北京古城,犹文运复兴发韧于意大利古城也。其弥漫全国之势,犹文运之澎湃全欧也。此岂非学术进步之好现象乎?[61]
蒋梦麟认为,一个新的时代思潮的到来,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学术的影响,一个是时代的要求。换言之,一个是思想的变迁,一个是环境的变迁。由于近代中国环境变迁速度确实太快,没有新学术以供给适应其需要,结果使社会的病一天一天的严重起来。“所以我们要讲新学术去救它”,这也是五四学潮以后的中心问题。只有新学术的展开,才能预备酿成将来新文化的大潮,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因此,他希望“集合千百万青年的能力,一致作文化的运动,就是汇百川之水到一条江里,一泻千里,便成怒潮──就是新文化的怒潮,就能把中国腐败社会洗得干干净净成一个光明的世界!”[62]时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蒋梦麟,以如此热情洋溢的文字赞颂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啻是青年学生的精神支柱,对这一运动的深入开展必将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回溯中国现代史,很少有人怀疑五四运动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但在当时,能对五四作出正确定位的人,并不多见。事隔仅一个月,蒋梦麟即撰文对五四运动大加赞赏,他将五四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提并论:“欧洲文运复兴(Renaissance)的起始,是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后来引到发展自然界的新观念和研究的新方法”。“五四学生运动,就是解放的起点。改变你做人的态度,造成中国的文运复兴。解放感情,解放思想,要求人类本性的权利。这样做去,我心目中见那活泼的青年,具丰富的红血轮、优美和快乐的感情、敏捷锋利的思想,勇往直前,把中国萎靡不振的社会、糊糊涂涂的思想、畏畏缩缩的感情,都一一扫除。”欲达到这一伟大的目标,惟有自根本上改变人生──生活的态度做起,而改变人生态度的方法在于“推翻旧习惯旧思想,研究西洋文学、哲学、科学、美术。把自己认作活泼泼的一个人。旧己譬如昨日死,新己譬如今日生。要文运复兴,先要把自己复生。”[63]显然,蒋梦麟在五四运动之后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做出这样明确而有意义的价值判断,实在具有惊人的世界历史眼光,当然也由此注定了他在此后的教育生涯中的基本价值趋向。以至胡适在1960年纪念五四的一次演讲中仍强调指出当年国民党中只有吴稚晖、蔡元培、蒋梦麟和刘大白等人物是帮助新文化运动的推行者。
与一般人仅从外表欣赏五四运动的热闹场面不同,蒋梦麟自一开始即对青年学生的“心理革命”有深刻的洞察,从根本上肯定了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但是,在他看来,五四并非十全十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识和再认识,构成其一生思想学问的主题。概括起来讲,他对五四的检讨大致在如下二个方面。
第一,空洞而不踏实。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揭“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提倡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批判传统的封建礼教,推行白话文运动和整理国故运动。这一切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绝大的价值,这是蒋梦麟所承认并给予激赏的。但勿庸讳言,五四知识分子确实存在着胡适所说的“目的热”和“方法盲”的毛病,热衷于主义和口号的宣传,对自然科学和有关民生疾苦的社会实际问题关注不够,其影响局限于知识阶层为多。蒋梦麟对五四的上述缺点进行了批评,他说:“我们中国现在的新潮,只有思想一方面。这也是新潮不完全的地方。我们要注意。”他认为西洋文化所以如此发达者,就是因为它们的根基打在自然科学上 ,五四文化运动基础不稳固,缺点就因为不注重自然科学。我们若想使文化运动的基础稳固,便不得不注重它。蒋梦麟还希望五四文化运动不要渐渐地变成纸上的文章运动,在图书馆和试验室里面,不要忘却活的社会问题,不要忘却社会服务,不要忘却救中国这班苦老百姓。这既是蒋梦麟对于文化运动的希望,在他看来,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应该走的方向。[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