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1月中央批准申办2008年奥运会。我高兴，我激动。因为我已年届古稀，争取申办成功是我能为国家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当时有人问我：“你参不参加奥申委工作？如果参加，你想用什么名义？”我的回答是：“不管我在奥申委挂不挂名、挂什么名我都不在乎。我都会全力以赴。”我想的是，党把我放在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位置上，我在国际奥委会中与各国委员相处20年，彼此熟悉，我比别人有更有利的条件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责无旁贷。

自从我们提出申办以后，我见到的人都关切地问我，“这次申办有没有戏？”“有多大把握？”还有数不清热情洋溢的来信，或表示良好的祝愿，或提出具体的建议。他们一对对企盼的目光，一颗颗殷切的心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与国际奥委会委员交谈，他们之中不少人对我国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他们有的热情地帮我们出主意，有的挺身而出为我们的申办仗义执言，使我亲身体会到得道多助的含义。

这一切都使我更加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我深感自己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朋友的期待，我没有权利在工作中有任何细微的差错或遗漏，只能尽最大努力完成使命。去年贾庆林书记宴请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后，得知那天是我的生日，他专门重新斟酒祝贺我的生日，深情地说，希望你多保重，为申办多出主意、多出力。我深受感动，非常激动地回答了四个字“鞠躬尽瘁”，用来表达我的心情。事实上，鞠躬尽瘁绝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誓言。奥申委的同志都是以高昂的斗志投入这场全国人民关注的“战斗”的。从他们身上，我一直汲取着力量。奥申委的同志们都不计报酬夜以继日地工作，有的人抱病不下岗，有的身在医院未得到医生允许就提前出院上班。年逾古稀的吴重远同志为赶写申办报告而病倒，至今还在医院。年过六旬的魏纪中、楼大鹏同志承担申办报告几十万字英、法文定稿的工作。楼大鹏心脏不太好，连续多天每晚干到两三点钟，魏纪中主动挑重担，从不叫累。我为有这样的战友而鼓舞。北京市奥申委领导都为我的工作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刘敬民、蒋效愚、王伟三位奥申委中的北京市领导中除了王伟较年富力强外，都是有病在身，但是他们都把重担揽在自己身上，事事处处征求我的意见。有时我对他们发急，他们也不介意。这些都使我感受到战友间的温暖。我更感谢北京市委、市政府、国家体育总局的领导人贾庆林、刘淇、袁伟民、李志坚，是他们对我的信任和友谊使我在这项复杂的工作中充分发挥作用。

我感到高兴的是，上次申办仅我一人可以以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身份同其他委员进行交流沟通，这次我与吕圣荣、于再清两位委员以及邓亚萍这位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的委员组成了活跃在第一线的突击队，与委员们进行了广泛的联络。从今年2月到6月，在奥申委外联部的大力支持和精心安排下，我访问了20个国家和地区的49位委员，吕圣荣和于再清各自访问了19个国家和地区，邓亚萍则以运动员身份单枪匹马去做运动员委员的工作。获得委员的支持时我们分享欣喜，遇到问题时我们共同研究解决。此外，我们的驻外使馆、北京市和国家体育总局、中国奥委会，利用了一切可能的机会与委员进行了接触。

就是这样，我们一票一票地去争取，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这次申办较上次更为复杂艰巨。我们不仅有巴黎、多伦多这样强大的对手，更要应对国际上较上次更有组织、更有系统的反对北京申办的逆流。增添了这次复杂性的是国际奥委会同一次全会上还要选出接替萨马兰奇的新主席。国际奥委会内部各种力量围绕这两次选举而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组合。面对这样复杂的局面，我们在同委员的接触交谈中，始终坚持一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针对不同的对象，以恰当的语言，阐明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确保奥运会成功的实力以及人民的真诚愿望。面对媒体时，既表现出充分自信又不咄咄逼人。

5月15日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公布了考察报告，报告的结论是“北京、巴黎、多伦多三个城市都有条件举办一次出色的奥运会”，而“北京奥运会将为中国和体育留下独一无二的遗产”。这是对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成绩的肯定，对我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的肯定。有的城市原来想以自己在技术上的优势来盖过北京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的结论使北京不仅在地缘政治上，而且在技术上也处于领先的地位。评估委员会的报告大大鼓舞了我们的朋友。临近国际奥委会全会前，我们再次对国际奥委会122名委员的情况进行了排队，结论是我们已获得多数的支持。虽然我们仍应充分估计国际上的不确定因素，作好两种准备，但我对胜利满怀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