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发去莫斯科的飞机上，我最后一次对委员们的表决趋向进行了分析，按最严格标准并且考虑到有些委员虽然支持北京，但在最终投票给北京前可能会在二轮表决时投同情票给其他城市。我预测第一轮北京将得42到48票，第二轮北京得票会在54票上下，北京在这一轮胜出的可能性较大。1993年9月我上飞机去蒙特卡洛参加国际奥委会全会时，内心忐忑不安，对申办前景不敢肯定。而这一次赴会时，我的心情要平静得多。

表决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屠铭德、王伟等出色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他们给外界留下了北京市信心十足的印象，并且充分体现了改革开放的精神。这是第二天的成功陈述很好的前奏，各方面更看好北京。

7月13日上午，萨马兰奇主席派他的秘书来问我“北京”两字该如何准确发音。我给他写了按欧洲人发音习惯的拼写。显然他已经在为宣布结果做准备了。

7月13日下午，北京陈述，我们的陈述非常成功。我国领导人李岚清的英文致辞赢得了委员们很高的评价。所有其他7位陈述人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陈述片起到了震撼作用。

事后，国际奥委会法律事务部主任对我说，北京陈述后我确信北京会胜出，所以把《城市合同》的最后一页配上了北京市和中国奥委会的落款。据外电报道，多伦多申办委员会的主席在听完我们的陈述后对他身旁的妻子说：“上帝啊，多么强有力的陈述！”“他们该得满分！”确实，据了解，有的委员是在听了我们的陈述后才不再犹豫而投了北京一票。

下午6时表决，第一轮表决结束时，监票人未把装有表决结果的信封封好，我知道这轮还未成功。第二轮投票后监票人把封好的信封拿过来交给萨马兰奇，我对自己说，我们成功了。因为除了北京外，没有其他城市有在第二轮胜出的实力。果然三位监票人从我身后走过时，每人都友好地向我眨了眨眼睛。萨马兰奇经过我身后去宣读投票结果时，也向我微微点了一下头。这些暗示更肯定了我的判断。

北京获胜的结果宣布后，全会会场内掌声雷动。几十位委员排着队来同我热情地拥抱祝贺。我多年的愿望终于得偿，禁不住流下了欢乐的眼泪。中国台北的委员吴经国和我拥抱时，我们两人都泪流满面，他对我说：“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第一次拿到奥运会的举办权，我太高兴、太激动了，咱们共同的愿望实现了。”我相信，此时此刻激动流泪的中国人，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全世界的华人，远不止我们两人。因为，谁都明白，申办成功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体育的范围。

7月17日回国，我原想是悄悄回来的，没想到机场里刘敬民、张发强等不少人来欢迎。更意外的是看见老领导荣高棠同志，他老泪纵横地与我紧紧拥抱，我们两人都非常激动。高棠同志一辈子主要从事体育工作，一生经历了各种坎坷和“文革”时期的折磨，我从没有看过他流过泪，他现在为祖国人民实现了心愿而激动万分。

此时，我想起了新中国体育奠基人、已经故去的我所敬爱的贺龙同志，以及领导过全国体育工作的仍然健在的王猛、李梦华以及所有体育工作者。当天下午，体委老领导黄中同志的夫人吴力同志来电话表示祝贺，同时告诉我，她的孩子们已在7月14日把刊载北京申办成功的报纸送到八宝山黄中同志的骨灰盒前以此来告慰黄中同志。今天的申办成功真是好几代人努力的结果。

有的报章把我列为申办功臣之一，我担当不起。我由衷地说，应该归功于党的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就、人民的支持，我只是尽力完成我承诺要完成的使命。

在莫斯科投票结果宣布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位记者问我在7月13日成功后的个人感受。我当时想我有责任让全世界知道我的想法，我用英文回答：“我为我的祖国骄傲，为我的人民骄傲。”我想用我当时的答复结束我今天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