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秋季大“扫荡”，冈村宁次的图谋未能得逞，就极力破坏根据地，新增修了大量的堡垒、封锁沟、封锁墙。

使晋察冀面临巨大困难，据统计，北岳区人民群众死伤四千五百多人，青壮年被抓走近二万多人，房屋被烧毁十五万间以上，损失粮食近五千八百万斤，被抢走或毁坏的农具二十三万余件，抢走牲畜家禽八万多头只；敌人新修碉堡一百一十三个，公路五百三十多公里，挖封锁沟一百五十八公里；在冀晋边界地区制造了大片无人区；北岳、平西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四千多平方公里。

面对这些数字，聂荣臻想起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情景。

目前，日军以深沟高垒，配合“蚕食”“扫荡”，不断向根据地推进。

其严重性与第五次反“围剿”有过之而无不及。

怎么办?必须慎重决策。

1942年1月中旬，为了冲破错综复杂的困难局面，晋察冀分局在平山县寨北村召开了有军分区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

聂荣臻在会上指出，总的形势对我们有利，但日本侵略者也肯定要作最后挣扎，正加紧对敌占区的统治，加紧对边区的封锁、“扫荡”、“蚕食”与掠夺。

敌人在战术上基本还是强调高度分散配备。

第一线据点大多由战斗力较强的日军守备；其后的堡垒、据点大多由伪军守备。

初步统计，光北岳区已经有敌人据点与堡垒一千多处，比国民党在中央苏区构筑的堡垒密度还要大。

敌人的分割政策还在继续，由沟到墙，由一道沟到纵深的几道沟，在晋察冀与晋冀鲁豫、晋西北之间，在冀中平原与北岳山区之间，以至边区内的各县之间，都在挖沟垒墙，加紧封锁，掠夺物资。

我们应该以地方武装为主，不断开展广泛的游击战，“配合政治攻势，瓦解和消灭伪军与伪组织，相机收复一些地区”。

“由于敌之侧后存在着大的空隙，因此在封锁沟外的活动可能收到大的效果。”

这样我们才能避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厄运。

结合八路军总部的有关指示，和前述思考的结论，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3月，聂荣臻组织了两次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拉开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序幕。

经过寨北会议，统一了高级干部的思想，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积极性大为提高。

各部遵照聂荣臻指示，先后派出有几十名到上百名武装人员组成的武装工作队六十多支，在人民群众的帮助掩护下，顺利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携带数百万件宣传品，针对不同对象开展工作。

如对日军，都是由“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朝鲜独立同盟”的成员进行工作。

他们深知日军内情，宣传品内容丰富多彩，针对性强。

宣传品是用日文写的，日军都看得懂。

这使许多日军士兵及一些下层军官产生了思乡厌战情绪。

对伪军伪政权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武工队通过关系，召开多种形式的座谈会，收到了良好效果。

他们对日军必败，伪军政人员应及早弃暗投明的道理听得很入耳。

有些死心塌地敢于顽抗的伪军政人员，武工队坚决予以镇压。

对人民群众的宣传形式更是活泼多样，随队行动的文艺工作者，向群众演出了短小精悍的话剧、快板、歌曲等节目，揭露日军暴行，宣传根据地军民的抗日事迹，使敌占区人民群众受到极大振奋。

日伪军则随着政治攻势的深入越来越惶恐不安。

聂荣臻从开展政治攻势的胜利简报中，深感到“敌后之敌后”去活动，是打破敌人封锁、“蚕食”政策的有效方法。

因此，1942年5月15日，他进一步明确提出：“各地正规军，特别是平原地区，必须以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正规军队，以连营为单位，分散到各县去活动，到敌后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