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到“敌后之敌后”的活动在北岳区逐步展开的时候，冈村宁次又集中兵力，向冀东和冀中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两区特别是冀中区遭受了重大损失。

冀中区所受的重大损失，促使聂荣臻更加坚定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决心。

1942年9月中旬，他在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对敌后的进攻，日益严重。

日寇已确定把华北作为‘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具有确保华北的决心……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反复长期的‘扫荡’、‘蚕食’与‘清剿’，都说明了敌人的企图。

”“我们不应该把反‘分割’、反封锁与反‘扫荡’割裂开来看。

敌之封锁、‘分割’，把我们区域划成许多小块，即是为着便利于‘扫荡’、‘清剿’，在一定的区域内彻底摧毁我们的下层基础，以达到其所谓‘扫马粪驱苍蝇’的目的。”

“其实，反‘扫荡’虽苦，但时间不长，而‘蚕食’的危害性却更大。

‘蚕食’易于使我们麻痹与疏忽，以致‘蚕食’到我们的要害。”

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游击战争，从而更明确地提出了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斗争方针。

他说，今后必须把游击战争开展到“敌后之敌后”去，正规军要这样做，地方军更要这样做。

一切强调敌后据点、公路的稠密，堡垒、沟墙的封锁等等困难而不敢积极去活动，或不设法配备干部组织部队去活动，都是不对的。

这次高干会议以后，各地区都掀起了对敌斗争的新高潮。

首先是在北岳区，各军分区划分了到敌后活动的地域，派出主力部队的1/3到1/2的力量，组成多支武装工作队，分散穿越敌人封锁线，到指定地区活动。

当时敌人的封锁沟已加宽到4米至9米，深达5米到6米，有的沟里引进了水或埋设了地雷，不少地方还砌了高达7米至10米的封锁墙。

堡垒的密度也有较大的增加，有些地方4平方公里之中即筑有二十多座堡垒，有的一个村庄就有十几座堡垒。

日伪军沿沟、墙日夜巡逻，一有情况立即报警，堡垒中的敌人彼此呼应，组织力量堵截或合击。

武工队深入敌后，封锁线外的群众，见到自己的队伍又回来了，都非常高兴，想方设法掩护武工队的活动。

12月，在一周之内，逮捕了六千多名伪组织成员，伪军、伪组织的瘫痪瓦解，使那些死心塌地和犹豫观望的伪军政人员惊恐不已。

当敌人发现八路军大批武工队突破封锁线并在各村庄积极活动的情况，就从各据点拼凑几十人到二三百人的“讨伐队”，进行奔袭合击。

武工队一般采取分散隐蔽、灵活转移的办法，使敌人经常扑空。

条件有利时，就反袭击“讨伐队”，使其损兵折将而败归。

正当八路军向敌后顺利挺进时，日伪军对北岳区的“扫荡”突然停止。

聂荣臻思索着敌人的用意，得出的结论是企图吸引武工队返回北岳区。

他决心不为所动，继续组织力量向“敌后之敌后”挺进。

敌人见此计不成，就重新沿已有的封锁线，积极筑堡，向北岳区“蚕食”推进，企图沿北岳区四周建立第二道封锁线。

聂荣臻指示，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相配合，沿封锁线两侧积极开展交通破袭战，使敌人疲惫不堪，建立第二道封锁线的计划大多落了空。

从1943年1月中旬起，敌人再次改变策略，集中较大兵力与人力、物力，沿平汉路西侧封锁线积极筑堡，向北岳区东部边沿平原地区推进。

聂荣臻于2月3日发布训令：敌人这种“蚕食”方式的改变，旨在彻底切断北岳山区根据地与冀中平原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各部队要分配作战活动区，控制制高点，正面打击“蚕食”推进之敌；另外，还是要组织兵力挺进到敌人后方进行积极的游击战，这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