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9月，聂荣臻从苏联回国。

二十多年来，他在枪林弹雨中为之奋斗，迎来了一个新中国。

可以说，只有到了今天，他才有可能把过去科技兴国的理想转化为现实。

接受了主管科技工作的任务，聂荣臻说：我“决心在后半生把心血献给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

当时中央已经决定，中国要研制“两弹”(即原子弹、导弹，下同)。

所以，如何在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研制出“两弹”，是摆在聂荣臻面前的更大的困难。

他决心献身科技事业，其中也包含着为“两弹”事业献身的决心。

主管科技工作后，为了摸清“家底”，他着人提供一些科技工作方面的基本情况。

聂荣臻从中得知，解放初期，中国只有两个核科研机构，一是原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核物理实验室，一是北平研究院的镭学研究所。

设备少得可怜，科研人员无法开展正常的研究工作。

全国的科学研究机构总共也只有40个左右，其中还有一些是搞社会科学研究的，研究人员总共只有六百五十多人。

按当时的人口平均计算，每1125万人才有一个研究机构，每70万人中，才有一个科研人员。

到1956年，虽说科研机构已经发展到三百八十多个，研究人员也已经有了九千多人。

但显然，依靠这些力量，要开展“两弹”的研究和其他属于独创性、突破性的科研工作，是大大不够的。

结合1955年自己的亲身经历，他感受到了中国科技落后的实际状况。

这年春天，聂荣臻来到祖国大西南的重庆、昆明、成都地区。

这里在国民党时期被称做是军工基地。

聂荣臻在视察了8个军工厂以后，感到失望。

这些工厂机器设备普遍陈旧落后。

像昆明的光学仪器厂，只能生产低倍率的望远镜，连高性能的瞄准镜也生产不了。

重庆的枪炮厂，大多建在窑洞里。

枪厂只能生产性能落后的步枪，不能生产冲锋枪。

炮厂只能生产小口径炮，性能也比较落后。

有些军工厂实际上只是军械维修厂。

另外有的厂管理落后，原材料浪费惊人。

从事军工研究设计的专业机构一个也没有。

面对这样的困境，聂荣臻的决心是知难而上。

他说他当时的心情是：“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中国人经过几十年奋斗，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再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一定能够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强国。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深信，只要我们紧紧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艰苦奋斗，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达到预定的目标。”

在中国研制导弹和原子弹的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以非凡的气魄，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决策，并始终支持“两弹”的研制工作。

特别是周恩来，不仅起了决策的作用，还进行了许多重要的组织领导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的其他主要领导同志，也都大力支持“两弹”的研制工作。

这是中国拥有“两弹”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

钱学森、任新民、黄纬禄、钱三强、朱光亚、王淦昌、邓稼先、程开甲等著名科学家，以他们的渊博知识和高度负责精神，为“两弹”的研制成功呕心沥血，作出了杰出贡献。

所以人们从不同角度，有时称颂上述人物为导弹或原子弹之父，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更多的人们心目中，把聂荣臻看做是中国的“两弹”之父。

这一看法，也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公认。

这是因为聂荣臻在研制“两弹”的进程中，承上启下，起着独特的作用。

他通过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把毛泽东、周恩来等以及中央和军委的重大决策，化作为具体的行动规划或计划；又把科技战线上的各种力量凝聚在一起，使他们的巨大潜力和积极性，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和充分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