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六年以后，也即1983年，人们才第一次见到这纸文书。它最先出现在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这时包产到户已势如破竹地横扫全国，史家理所当然地发掘着它的源头，于是纷纷地奔赴小岗。在一番煞费苦心的追逐中，北京一位名叫张新文的文物收藏者终于发现，小岗的文书已被电影制片厂一个叫王影东的人带回北京。再经一年的辗转曲折，张终于无偿地把文书搞到手中，遂送至中国革命博物馆，为官方收藏。叫这家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大为惊讶的是，在成千上万大大小小的文物中间，这竟是史学家们最为关注的一件。“嗨！放着那么多的好东西不看，偏偏都来找这张纸”，在博物馆工作的一位姑娘抱怨道。那一个上午，她为了来访者已三次入库开柜取出那张纸。

无数人登门争相一睹的只是几行稚拙的方块字、一串叫花子的姓名，以及片片血红色的手印。这一切似乎成了小岗革命的物证。但是，这样一来，也就发生了问题。很多熟知小岗事变过程的政府官员和记者声称，他们过去从未见过这纸文书。当日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作为小岗的上级领导，无疑是决定小岗命运的关键人物。自1978年之后，陈多次往返于小岗，自以为深知这个小村的一切秘密，但在那纸“合同”于电影上出现之前，他对此事竟一无所知。这就很自然地引起人们的怀疑：或许当初的小岗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合同”，而现在的文书只是后来某一时间的补充。这种假设甚至暗示着另外一种可能，即小岗在1978年12月的那个夜晚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发生，后来所出现的种种情节，只不过是某位一心邀功请爵的地方官员，或是哗众取宠的文人墨客杜撰出来的。中国人经过了二十多年的起落变幻，对于政治风云中的种种微妙多已了然于胸，对无中生有或者蓄意升华的榜样与英雄也习以为常，所以，倘若今天有人真的出来检举小岗作弊，外人决不至于感到奇怪。

世人的争论在于，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遗物是否为伪作？如系伪作，则是否有过真品？

此物今天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藏品号为GB54563。其文拙字稚，不通顺，有错字，无标点，既无官方文件的味道，也不循一般文书的书写之规，系出农民之手无疑。所可疑者有二，其一是在“合同”的抬头处即注明日期为“1978年12月”，既然这个日子在书写者的心里如此重要，何以只有年月而无日？其二是所有签名均为一人所具，笔迹与文书书写者为同一人，这也不合法定之规。但是，考虑到中国农家向无恪守阳历日月的习惯，且这样一群人大都不识文墨而需由人代笔，所以，这两处的疑点仍不足成为此件系伪作的证据，只要指印和图章为各人所具，仍可信其为真。

最大的疑点发生在人们并不注意的地方。“合同”用纸大小相当十六开，全白，四围无缺无絮，整版无一丝皱折。依据博物馆文物登记卡的记载，征得此物的时间为1984年。假如此录无误，则这张纸在一群叫花子的手里长达六年之久。中国农家的生活习性一向散漫无矩，尤对文字本章之事极不经心。这张纸在这群农民手里历六年而能平整如初，实令人难以置信。

当日小岗所属之直接领导为凤阳县，凤阳之上又为滁县地区，其最高领导是地区党的委员会书记。此人名王郁昭，是小岗“包产到户”极力的庇护者，数年后升任安徽省省长，到了1990年，这个浑身上下都充满自信的人已是党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他的自信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政治生涯由中国的最底层开始，以功晋升，又由远吏而为近臣，如今，是党的高层领导里面最熟悉农村的人之一，亦对自己曾经庇护的小岗知之甚多。然而谈及那一张“合同”，他满脸的疑惑。“小岗那时户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饭碗瓷边还会缺一块”，他说道，“根本没有可能拿出那么大的一张白纸来。假如他们真要立下字据，更可能是把它写在一张烟盒纸上”。

这是后来人们对这纸“合同”提出的全部疑点，但这些疑点并没有人去加以追究，这导致人们的认识趋向并不一致的两极。一方面，在所有谈及小岗的公开出版物中，人们照例认定这“合同”是风起云涌的中国改革的开端。即使了解真相者如王郁昭也会在他撰写的涉及中国农村改革的一本书中，以“十八个鲜红的手印”作题，用作全书引言。他用一种随它去罢的口吻说道：“既然当地党的领导正式地承认这合同是真，我也没有理由否定它。”另一方面，许多人在私下已经认定“GB54563”为伪作，由此而及其他，任何提及小岗的文章书籍都蒙上了一层虚假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