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新华社记者张万舒断言，1978年12月的那个夜晚，小岗确曾产生过一个类似的契约。张在当时为新华社驻安徽的记者。小岗的那个夜晚之后，他是第一个到那里去的外人，时为1979年初，小岗的分田到户仍在保密之中，但张终于听说公社社员私下里按手印背叛了公社的事。尽管他对这个举动抱以同情之心，这消息在当时还是令他极为吃惊，以至十三年后仍记忆犹新。他坚称即使我们现在看到的“合同”为后来的补充，在当时肯定也有过一份类似的契约，因为他在1979年初的时候明明白白地听说了此事。可惜他不曾真的看到他认为肯定有的那一份契约。

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重名而轻实，形式的价值常常重于内容的价值。这一点总是使人忽视了对实质的分析。事实上，不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纸契约是否为当时所出，既然能够断定小岗在1978年12月的这个晚上确实采取了如契约内容的行动，便已经可以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小岗。到目前为止，所有去过小岗的官员、学者、记者、作家，都对此坚信不疑。根据他们提出的理由，假如小岗事件只是后来人杜撰出来，以满足某种需要，它又怎能在当时即掀起轩然大波，而这些人虽然没有在那个夜晚涉足严家，却十之八九都经历了由此引发出来并且势震全国的种种变故。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小岗的那个夜晚中来，看看这里发生的事究竟意味着什么。

事情的要害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叫做“分田到户”。所谓“分田”，并非中国历史上一般意义的平均地权，实际上它只是分配土地的使用权力，即田主只拥有种什么和怎么种的权力，而无出租、出卖和转让土地之权。很显然，社员所得到的只是一种有限的地权，然而这中间的要点是如何占有土地上的收获。按照契约上并未写明但却实际潜在着的逻辑，田主只要交足国家征购和统购的粮食，即政府之所谓“公粮”亦即老百姓之所谓“皇粮”，所余无论多少，均归自己所有。这样一来，农家从掌握自己的劳动到占有劳动的收获，土地的使用权与所有权之间的界限也就会变得模糊不清。

这中间的无穷奥妙，小村百姓自然无从全部洞悉，但他们的直觉之敏锐令人惊叹，一出手竟触及到当日中国农村制度的关键。人民公社安身立命的基础是土地的公有，这一点保障了公社至高无上的权威。凭此，公社可以支配其成员的劳动，以至劳动的收获，直到支配人的本身。但是，在这个体制里支配力量的实际运行尚有很多技术性的环节，这些环节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渐渐成熟起来，并且连接成为一个完整的链条，毛泽东当年将其概括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每一个农民必须先成为社员，被编入生产队中，又由若干生产队合为一个大队，再由若干大队合为一个公社。这样，在每一个农民的头上都重叠着三层组织，均对土地拥有权力。归结到实际的操作程序，生产队是权力的直接行使者，作为社员，农民们集合起来，在生产队的指令下从事劳动，全部劳动的成果均属生产队所有，生产队的领导者则在这些成果中作出划分，一部分交给国家，另一部分留归自己支配，其余则按人口的多寡和劳动的支出，大致平均地分配给社员，以维持其生活的延续。由于生产队在行政上垂直地隶属于公社，所以它其实只是体现了公社的意志。这种隶属关系的上延，在这里才刚刚开始。再向上，社及县，县及市，市及省，省及中央。在这庞大的权力结构中，中央政权对于乡下农家的事大可无需一一染指，且不至于因此大权旁落。五十年代中期开展的合作化运动，以一种崇高的理想和痴烈的狂热建造了这样一套制度，最终实现了对农民的领导，也实现了对农产品的控制，而这正是我们的权力机构得以生存和运转的最重要的基础。

现在，小岗出于纯粹功利的动机，将土地分给农民，虽然它还无权宣布上地为私有，但是，失去了对土地的控制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对土地上的劳动的控制，以及失去了对土地上的产品的控制。生产队的大权已然旁落，建立在生产队之上的公社亦成为空中楼阁，整个权力的基础恐将因此而解体。在小岗的农民们看来，这基础原本就不存在，从来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虽然政府的官员们总是炫耀这是他们改造农村的丰功伟绩。但在另一些人看来，情形就完全不同，这简直就是对我们国家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一切的公然背叛，其恶毒在四个月后的一场大争论中由一位党的中级官员一语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