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百分之三十七的农户以及百分之二十三的人口外流他乡，流动范围所及包括皖苏浙三省。

1970年春节，全县四千余人外流。

旧历新年本为乡下最隆重的节日，而农家仍不能回归乡里，可见其谋生手段除行乞外已别无他途。到了1974年初，形势的发展已非政府力量所能控制，某大队全部一千一百一十九人中，外流者竟有九百余人，其中行乞者十有其八，这等于是除了老弱病残不便行动的人，余者全部背井离乡，其乞食要物的范围已扩大至十三个省市。

对于人民公社来说，诸如此类的情节实在是一些不光彩的剪影，或者如政府官员所说，是给社会主义抹黑。然而事情还不仅于此。按照当日中国政治的要旨，凡事必以阶级斗争的眼光来透视，于是出现了1973年9月2日凤阳党的领导的一句著名的断语：农民的外流行乞，“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而煽动外流要饭的显然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其罪恶用心是煽动群众对党的不满，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的压力之下，共产党员和干部不是出于极严重的客观原因，绝不敢妄自菲薄，卷入乞丐行列。所以，直到1976年春季，凤阳县的共产党员行乞，均采取一种隐蔽或曲折的方式。比如某大队党支部书记薛其让，一边在党的会议上振振有词地讲解华国锋的“大批资本主义”和“大干社会主义”，一边却不得不因家计的艰难而在心里做出更切实际的盘算：去年秋季的收成只给他这个书记的全家分得150公斤粮食，凭此，他一家四口人将何以度过大约半年的严冬和春荒？看来，沦为季节性乞丐是他惟一的活路，而作为党的一个基层组织的领导者，他又不得不在社员们面前保有他的形象。他身不由己地扮演着双重角色：党的书记与乞丐，阳与阴，崇高与低贱。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薛其让的办法精巧而又简单，他让妻子携两个孩子外出乞讨，而他本人则坐食全家的粮食，同时也可以身作则地动员他的社员坚守乡里。这样也就勉强地把他领导的一百三十人中的九十五人留在村中。

到了1977年初，徐、范二人走出古城的时候，事态显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党的基层干部撕去最后一层遮羞布，不仅公然加入了乞丐的行列，而且率众出游。既然党员干部可以去做叫花子，普通百姓的仿效当在情理之中。依中国农村党政合一的权力体系，其一呼百应的效果还在其次，他们更可以用自己的权利为叫花子们的乞讨出具“证明”。在这些证明上，要饭的理由颇能动人恻隐，或者说是偶遇天灾，收不抵食；或者说是缺少劳力，家境维艰。种种理由加上党组织的红色印章，也就使原来非法的乞丐具有了合法色彩。

从客观条件上看，党的基层领导者率队行乞实在是无法避兔的。以当日农村的贫苦，农民对生产又极少诚意，任何通达富有的政府，也不能对各种底层的问题都有周密了解和实际解救办法。凤阳县的领导者也曾一意改弦更张，制止社员外流。他们与不断扩大的乞丐队伍历十几年斗争而不懈，处事认真，一丝不苟，却始终未有所得。直到1977年2月，一些精明能干且讲究实际的官员终于懂得了，依靠伟大的精神和严厉的批判，解决不了世俗的问题。他们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工作队，来到当时乞丐最多的庄许生产队，这显然是下层官员为响应党的号召而采取的主动行动。但是这个工作队本次下乡终于还是收起了大批判面孔，而以发放粮食的办法来阻止农民外流行乞，一度竟有奇效。可是在2月25日，工作队员们放假回城这一天，便又有十九个社员扬长而去。工作队未能制止这里农民的行乞，却终于明白了一个基本事实。这个小村的十六户人家九十一口人，当日存粮共计九百三十三公斤，平均每人大约十公斤，而且包括了大约一半的山芋干。以农村人口的粮食结构，纵使山芋可以十足地代粮食用，也只有半月口粮，而农家则需等到6月夏粮收获之时方有新的进账。即使能够按照他们的周密设计，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又焉能以半月口粮度过四个月的时光？